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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肺炎對經濟的影響在於其不確定性。在凱恩斯經濟學裡,『不確定性』被定義為不能被保險的風險。對於不確定性風險的認識,不能以事件造成的實際損失作出判斷。
像投資拉動經濟具有『乘數效應』一樣,進出口貿易以及旅游收入的減少對經濟增長也會有負的『乘數效應』。如果某酒店的旅游收入銳減,酒店員工的收入就會減少,他們會因此削減消費支出,從而使食品、服裝、家電等商品的需求減少。所以,每損失1元的旅游收入,所造成的GDP減少就不止1元。『口罩經濟』並不能完全彌補『旅游經濟』的損失。
雖然非典型肺炎擴散的速度較快,但是,由於事件本身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預見性,所以,疫情本身造成的經濟損失並不一定是最嚴重的。在初期階段,信息披露的欠公開和相對遲緩造成的信任度下降,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對經濟數據的可信度、投資環境和人文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胡鞍鋼教授說,『非典』一役對中國的影響不亞於一場『軟戰爭』,應該說,這一評價並不為過。在全球經濟和社會交往融合的步伐不斷加快的今天,『游戲規則』已經變了。
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社會特征,對疫情的防控有著獨特的影響。這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區別所在。
首先,城鄉二元制的社會結構使人口的流動率偏高。這在流行病發生時,不僅增加了疾病防控的難度,而且,由於『交通經濟』產生的福利較少,所以,一定的程度上也隱含著資源配置的浪費。
其次,醫療產業的公用事業體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了醫療科技和衛生規范的發展與創新,使醫療產業自身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的『自消化能力』降低。
第三,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增加了疑似病人的就醫成本,使疑似病人在防止疫情擴散的某些環節上具有『惰性』。如果這樣的『惰性』與行政措施的不得力相結合,問題的嚴重性是可想而知的。就近期的情形而言,行政措施的強勢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第四,勞動權益保護方面的欠缺,以及偏大的就業壓力,也增加了疫情擴散的風險。如果工人由於害怕失去工作機會而隱瞞疫情,或者企業在發現工人感染時,為了避免給企業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立即辭退或者要求工人回家,就會加快疫情的擴散。
第五,由於『灰色經濟』處於半公開、半地下的狀態,不能納入法制化的有序管理,使某些人群處於人口管理上的真空地帶。
第六,科研學術體制僵化的一面增加了科技攻關的難度,使疾病控制的最關鍵環節缺少應有的亮色。自2002年11月16日發現第一例『非典』病例,到2003年2月18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宣布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再到2003年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非典型肺炎的病原為新型冠狀病毒(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在『非典』的預防和治療上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過程提醒我們,應該對我們的科研學術體制進行一些反思。
這些經濟轉型期的社會特征,使中國在面對突發事件時『牽一發而動全身』,問題的復雜性已經顯露無遺。因此,加快推進系統性的改革進程已是刻不容緩。這些系統性的改革包括:科研學術體制改革、醫療體制改革、城鄉社會體制改革、新聞體制改革、勞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完善等。
由於『非典』關涉人民健康,從而使疫情控制和經濟建設的平衡具有相當的難度。在新的形勢、新的環境、新的理念下,新的挑戰決定了結果只能是兼顧兼得,而不能顧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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