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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經濟“弱復甦”格局,特別是5月匯豐P MI創8個月來新低,有關中央會不會再次出臺“4萬億投資”這樣的經濟刺激政策,成了社會各方面廣泛關注的話題。對此,前些日子,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不要再指望會有新一輪的經濟刺激計劃,企業要做的是抓緊時機淘汰落後產能,升級產業結構。
從熱衷於政策刺激、投資拉動到忌諱經濟刺激計劃、政府投資拉動,只不過短短几年時間。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轉變呢?投資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是否真的到了沒有潛力可挖的地步了呢?顯然,問題不是出在投資上,而是出在對投資功能的認識和作用的發揮上。
以上一輪“4萬億投資”爲例,理想的結果應當是貨幣增長與投資、消費增長同步,生產性投資與非生產性投資同步,政府投資與企業投資、民間投資同步。當然,實際結果促進了經濟復甦,不過也導致了企業投資、生產性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的慢速發展,即使有所“提速”,也只是死盯房地產開發、地下金融等虛擬經濟不放。
從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際情況看,投資對經濟拉動的功能和作用是非常強的。即便到了21世紀,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仍然十分明顯。不然,2003年國家也不會出臺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的調控政策。問題出就出在,2003年對房地產市場的放開,提供了獲取暴利的機會,不僅讓增量社會資源的配置出現了嚴重不合理現象,而且讓存量社會資源出現了倒流。大量的社會資源從實體經濟轉向了虛擬經濟,實體經濟則出現了“空心化”現象。
更重要的,實體經濟被掏空,投資者的信心也受到了嚴重打擊,甚至沒有投資者再願意將資源投向實體經濟,將精力放到實體經濟。
筆者的觀點是,“4萬億投資”的決策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決策者高估了一些地方政府對“4萬億”投資的認識。更直接地說,就是“4萬億投資”投錯了地方、投錯了重點。如果“4萬億投資”能像過去那樣主要投向實體經濟,並利用政府投資的引導功能,鼓勵企業轉型升級、技術創新、鞏本強體,實體經濟就不可能還在低位徘徊。就算貨幣超發會引發通脹、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等矛盾,憑藉實體經濟的強大就業和收入增長功能,也能有效應對貨幣超髮帶來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而這些年,雖然通脹率並不是很高,最高也就達到5%左右,社會的承受能力卻十分脆弱。原因就在於,實體經濟被邊緣化了,實體經濟不再能夠爲居民就業和收入增長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所以,面對該不該再出臺“4萬億投資”政策的問題,立足點決不能放在投資政策本身,而應當從更深層次分析原因,尋找問題。其中,投資能否向實體經濟傾斜,是否會繼續成爲地方政府做政績的工具,是最關鍵的。
如果投資能夠向實體經濟傾斜,並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政績衝動、城市建設衝動、“土地財政”衝動。那麼,再出臺一些投資刺激政策,也未嘗不可。
中國缺的不是投資,而是生產性投資;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功能與作用並沒有弱化,弱化的是生產性投資和企業投資、民間投資。未來中國的發展,投資仍是“三駕馬車”之一。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只是投資的重點必須轉向實體經濟、轉向民間投資和企業投資。政府投資只能是引導投資向實體經濟轉移的手段,而不是地方政府的政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