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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工資與低端勞動者趨同,越來越成爲社會普遍關注的現象,並且成爲質疑者批評高校擴招的依據。應該說,高校擴招之後所發生的變化是急劇和根本性的,人們未能充分理解和良好應對。這個根本性變化是,在極短時間裏,中國進入了高等教育大衆化階段。
一般認爲,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內爲精英教育階段;在15%-50%間爲高等教育大衆化階段;在50%以上爲高等教育普及階段。按照這一理論,在2002年即在擴招的第三年,中國便進入高等教育大衆化階段。在進入這樣一個階段之後,大學畢業生就業的一些特有規律性現象逐漸顯現出來,認識不到其背後規律的話則會誤導輿論和政策。
勞動經濟學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特別是接受過本科以上教育後,尋職者實現與勞動力市場匹配的時間就越長。也就是說,大學畢業生要找到相對理想工作花費的尋找和轉換時間更長。因此,單純用大學畢業幾個月後的就業率,以及畢業生起薪水平進行判斷,並不能得出關於這個羣體人力資本優勢的正確結論。事實上,經歷較長的尋職時間並實現初次就業後,具有較高學歷的勞動者仍然會處在尋職過程中。此外,較優越的人力資本條件也給予他們更多的機會獲得職業發展,從而最終處於勞動力市場的有利地位。
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產生原因是雙重的。一方面,高校畢業生面臨的結構性困難,雖然具有規律性,但是,仍然需要勞動力市場功能和就業政策給以幫助。另一方面,專業和課程設置不當、教學質量低等問題,無疑也加強了大學畢業生面臨的結構性就業困難,給改革和調整高等教育體制提出了諸多課題。不過,這顯然不能成爲減緩高等教育發展速度的理由。
人力資本積累的國際教訓
其實,如果可以有“教育過度”這樣一個命題的話,其本意應該是,由於勞動力市場功能和教育質量等方面的因素,導致人力資本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不當,而不應該是指人力資本總量的過度。國際經驗表明,因短期內的教育回報率降低,迫於社會上不恰當的壓力而抑制教育發展,或者政府未能彌補人力資本回報率下降的市場失靈導致教育停滯的結果,通常是災難性的。
首先,我們來看深陷債務危機的南歐國家。自2000年開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每隔三年在一些國家或城市進行一次主要針對高中學生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英文縮寫爲PISA)”測試,並進行地區間的比較。對於中國人來說,很多人瞭解併爲之自豪的是,在2010年的測試中上海學生獨佔鰲頭。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歷次的測試中,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學生連續表現不佳。湊巧的是,這三個國家也是在歐債危機中最爲災難深重的國家,無一例外地表現爲青年人就業率最低,失業率居高不下。
這個測試項目的本意,是評價各國學生的學習表現,然而,既然教育的質量和效果,歸根結底是一系列與教育發展相關因素的函數,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測試結果間接地觀察政府推動教育發展的政策力度、個人和家庭接受教育的熱情,以及社會和勞動力市場上的教育激勵。在西班牙也一度出現就業形勢好,從而相對降低了教育回報率的情形。曾幾何時,受崗位增加及工資上漲吸引,西班牙年青人提前離開學校,大多進入建築業找到工作。這個故事是怎麼結尾的呢?當危機來臨,人人看到了這個國家持續存在着高達25%的青年失業率。
其次,我們來看美國無就業復甦的根源。美國產業結構升級一度表現爲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化,即對人力資本要求高的產業和對人力資本要求低的產業擴張快,而處在中間的產業處於萎縮狀態,導致許多青年人不上大學甚至不上高中,形成所謂“從中學直接進入中產階級”模式。然而,在全球化進程中,美國低端製造業在國際分工中日益喪失競爭力,實體經濟相對萎縮,每一次經濟衰退都會永久性地喪失一部分就業崗位,形成“無就業復甦”,那些受教育水平與產業升級不相適應的勞動者羣體,則容易陷入失業和貧困狀態,美國社會的收入差距也日趨擴大。
喬布斯在去世之前,曾經安排美國總統奧巴馬與灣區一些知名企業家會面。座談中,奧巴馬問喬布斯:能不能把蘋果公司在中國創造的就業崗位搬回美國?喬布斯直言不諱地回答,“不可能,除非你能夠給我培訓出3萬名稱職的工程師。”他的後任迫於國內壓力,也趁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之機,2012年開始嘗試在美國建廠。即便有這樣的舉動,他本人對此前景也並不樂觀,因爲他看到了問題的本質不是工資水平,而是合格的僱員。
最後,我們來看“失去二十年”的日本。在日本趕超發達國家的過程中,高等教育曾經發展很快。但是,日本社會對於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關注和對於教育質量的批評,促使政府有意放慢了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結果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與其他發達國家的距離拉大,按照日本學者的估算,就勞動年齡人口中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來說,日本相當於美國的水平,從1976年的45.3%下降到1990年的40.4%,回到了1965年的水平上。不無相關的是,日本在1990年人口紅利消失之後,經濟增長因未能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而陷入持續的停滯狀態。例如,全要素生產率對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從1985-1991年的37%跌落到1991-2000年的-15%,導致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迄今爲止,日本經濟已經失去了20餘年。
中國經濟在經過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消失點後,勞動力市場開始加快從二元模式向新古典模式的轉型。就業總量矛盾和結構性、摩擦性矛盾並存這一現實,提出了一系列制度需求,應該成爲頂層設計和綜合配套整體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就業政策的重心應該從總量上創造就業崗位,轉向幫助更廣泛的勞動者羣體解決結構性和摩擦性就業困難、治理頑固的自然失業現象,以及構建勞動力市場制度。未來加速的產業結構調整,會對職工技能提出更高要求,而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的勞動者則很容易陷入就業困難,需要政策給予積極扶助,也需要勞動力市場制度的保護。一般來說,結構變化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如果以保護崗位爲由妨礙這個過程,則難以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但是,作爲個人,勞動者應該得到應有保護,而這就是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功能。
其次,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解決農民工面臨的勞動力市場脆弱性。農民工面臨的特殊就業風險與他們在城鎮就業卻沒有戶籍身份密切相關。例如,每逢遇到宏觀經濟的下行,他們就要承受週期性失業;因戶籍制度導致的家庭成員不能生活在同一地點,使數千萬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義務教育難以良好解決;缺乏就業穩定性使新生代農民工過早離開學校,也不願意接受必要的培訓。因此,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使他們在基本社會保險、義務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均等的待遇,有助於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積累,加強對這個羣體的社會保護。
最後,通過改革教育體制,加快教育發展速度,提高教育質量和人才培養效果。這個領域改革的核心,是實現教育主管部門作爲監管者職能與教育供給者職能的脫鉤,消除教育領域的壟斷,發揮社會辦學的積極性,通過競爭提高教育質量。根據不同的教育階段和類型,教育事業分別具有基本公共服務(義務教育)、一般公共服務(更高階段教育如高等教育)和商業活動(培訓等)等性質,應該允許多種辦學方式存在和競爭。即使在作爲公共服務領域的教育活動,也可以採取多樣化的供給模式。例如,瑞典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實行在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上的多元辦學,並藉助教育券的方式實現了自由擇校,既沒有失去教育的公益性,也充分發揮了民間投資積極性,還擴大了選擇和競爭,大幅度提高了教育質量。
中國經濟在經過了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消失點之後,勞動力市場開始加快了從二元模式向新古典模式的轉型。就業總量矛盾和結構性、摩擦性矛盾並存這一現實,提出了一系列制度需求,應該成爲頂層設計和綜合配套整體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1998年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國留學人員傑出成就獎。兼任中國人口學會和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委員、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專家委員會委員等。
著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十字路口的抉擇——深化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窮人的經濟學》和《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與轉型》等,合著《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和《中國經濟》等,主編《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