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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國首現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標誌着人口紅利的消失。由於潛在增長率降低,這一年低於8%的經濟增長率沒有造成對就業的衝擊,意味着勞動力市場從二元模式逐漸轉向新古典模式。相應地,就業矛盾越來越從總量問題轉變爲結構性和摩擦性問題。我想以農民工、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和大學畢業生爲對象,來分析每個羣體面臨的就業困難性質,結合國際經驗揭示導致勞動者脆弱性的激勵根源,提出政府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創造人力資源涌流的制度環境等政策建議。
2012年,中國首現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標誌着人口紅利的消失。由於潛在增長率降低,這一年低於8%的經濟增長率沒有造成對就業的衝擊,意味着勞動力市場從二元模式逐漸轉向新古典模式。相應地,就業矛盾越來越從總量問題轉變爲結構性和摩擦性問題。我想以農民工、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和大學畢業生爲對象,來分析每個羣體面臨的就業困難性質,結合國際經驗揭示導致勞動者脆弱性的激勵根源,提出政府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創造人力資源涌流的制度環境等政策建議。
中國經濟的轉折點
2012年對於研究勞動經濟和人口問題的人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最大的特點就是,多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第一次降到了8%以下。對於以往經濟增長率堅持“保八”,政府的解釋是,如果沒有8%的經濟增長速度,我們無法滿足每年2400萬新增就業的要求。然而,2012年,這個長期以來奉爲圭臬的邏輯被打破了。雖然經濟增長速度是7.8%,這一年仍然超額完成新增就業任務;城鎮登記失業率4.1%,與上年持平;103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市場上的崗位數與求職者人數比率也高於上年;實際工資水平繼續上漲。工資上漲的一個附帶結果是,全國有23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從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的220個城市看,名義平均提高幅度爲14.4%。所有這些現象都說明,勞動力市場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一個長期經歷二元經濟發展的國家,隨着經濟結構的變化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通常會跨越兩個重要的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是所謂劉易斯轉折點,即出現普通勞動者的短缺和工資上漲現象。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來說,這個轉折點發生於2004年。從那時之後,民工荒和工資上漲從未停止。但是,這個轉折點終究不意味着勞動力的絕對短缺,只有到達第二個轉折點,即以人口年齡結構的實質性變化爲特徵的轉折點之後,勞動力絕對短缺才逐漸出現。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首次減少345萬。其實,我們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就已經看到,很可能從2011年就開始了這個人口組總量的減少,預計在2011-2020年期間將絕對減少近3000萬。不管怎麼說,2011年或者2012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也就是說,勞動年齡人口這個勞動力的基礎人口絕對減少,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也開始升高。這都是以往從未發生過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口紅利就正式開始消失了。
在爭論中國是否迎來其劉易斯轉折點時,鑑於經濟發展階段具有長期特點,其變化也反映在一定的時間區段內,因此,有人建議用“劉易斯轉折區間”的概念代替劉易斯轉折點。這個建議是有道理的,但是也要防止把“區間”無限延伸,以致失去“轉折”本來所具有的含義和內在規定性。這樣看來,我們把上述兩個轉折點即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及其間隔,作爲劉易斯轉折區間是比較恰當的(圖1),也可以說,這是中國經驗對發展經濟學的一個貢獻。
我們說在經濟增長率低於8%的情況下沒有出現就業衝擊,實際上是指沒有出現週期性失業現象。根據經濟學理論,如果實際經濟增長速度沒有低於潛在增長速度的話,則不會出現週期性失業。根據估算,2012年中國潛在增長率應該爲7.5%,這一年的實際增長率爲7.8%,因此沒有周期性失業現象發生。當然,失業現象仍然會有,但是,那主要是因爲勞動者技能與勞動力市場的需要不匹配,或者人們找工作需要一個摩擦的過程所造成的失業,也就是說,自然失業總是要存在的。
我們需要回答的是,中國經濟在相繼經過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之後,是不是就業不再成爲問題了?勞動力市場長期以來已經開始偏緊,農民工短缺的現象反覆出現,勞動力市場是不是可以高枕無憂呢?我覺得其實恰恰在這個時候,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擔憂。
潛在的勞動力脆弱性
如果可以有“教育過度”這樣一個命題的話,其本意應該是,由於勞動力市場功能和教育質量等方面的因素,導致人力資本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不當,而不應該是指人力資本總量的過度。國際經驗表明,因短期內的教育回報率降低,迫於社會上不恰當的壓力而抑制教育發展,或者政府未能彌補人力資本回報率下降的市場失靈導致教育停滯的結果,通常是災難性的。
正如中國社會所普遍關注的,中國就業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羣體身上:進城農民工、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和高校畢業生。我們可以從這三個羣體來看結構性和摩擦性的就業困難和自然失業問題。
目前官方的城鎮就業統計主要涵蓋城鎮戶籍人口的就業,大部分外來農民工被遺漏了。如果把農民工計算在內的話,2011年城鎮就業人員總量有4.3億,其中35%爲進入城鎮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而在當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員裏面,有65%是農民工。也就是說農民工已經是城鎮就業的主體,未來增量將越來越大。
從2011年看,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年。這個人力資本狀況使他們恰好適應於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崗位(要求勞動者有9.1年的受教育年限),以及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崗位(要求9.6年的受教育年限)。但是,未來中國經濟的趨勢是,經濟增長速度減慢而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加快。按照崗位對人力資本的要求,即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崗位10.4年,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崗位13.3年。顯而易見,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撐他們轉向這些新崗位。
在經歷了劉易斯轉折點,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並且普通勞動者工資提高速度很快的情況下,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常常在初中畢業後就不願意升學,高跳槽率也意味着放棄了許多在職培訓的機會。更有甚者,許多農村青少年甚至未完成義務教育就急於外出打工。但是,勞動力市場的這個黃金時光並不會延續長久。那些人力資本不能適應未來勞動力市場對技能需求的農民工,就會遇到結構性失業的困擾。
傳統上,“有來有去”的勞動力遷移模式,是一種解決農民工失業的手段。但是,勞動力遷移越來越是單向的,這一手段在今後不再奏效。2011年,新生代農民工已經佔到農民工的61%,他們中有33%在16歲以前生活在各級城鎮而不是農村,有38%是在各級城鎮上的小學。他們大多從未有務農經歷,更沒有回到農村務農的意願。不僅如此,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已經越來越依賴勞動節約型的技術變遷,農業不再是剩餘勞動力的蓄水池。
可見,防止未來農民工面對就業風險的根本辦法,在於提高人力資本。鑑於農民工是一個不斷被新成長勞動力所更新的羣體,創造良好的制度條件和激勵機制,使新成長勞動力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儘可能多地接受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應該成爲政策應對的關鍵點。
與農民工的情況相反,具有城鎮戶籍的勞動者羣體,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老齡化趨勢。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城鎮常住的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中,20-29歲組的比重,外地戶籍人口爲35.0%,本地戶籍人口爲21.6%;而50-59歲組的比重,外地戶籍人口爲7.2%,本地戶籍人口爲19.3%(圖2)。
根據年齡與受教育年限之間關係的特點可知,具有城鎮戶口的勞動力中,有較大比例的人羣,人力資本稟賦明顯不足,年齡偏大、受教育程度較低,難以適應產業結構調整對技能的更高要求。這部分勞動者被識別爲城鎮就業困難人員,作爲重點扶助的目標人羣。城鎮勞動者的這種人口構成,決定了總是有相對穩定的羣體,經常處於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狀態,構成勞動力市場上典型的自然失業人口。
估算表明,2000年以來,中國城鎮自然失業率大約爲4.1%,與多年以來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完全一致。也就是說,本地勞動者僅僅承受結構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業;而農民工成爲週期性失業的惟一承受者。伴隨宏觀經濟的週期性波動,農民工返鄉與民工荒反覆交替出現的現象,就可以證明這個結論。
說到城鎮勞動者面對的自然失業風險,還要再次提到其人力資本構成的一個特點。由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教育發展成就顯著,異常迅速地增加了新成長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力資本分佈特點相應表現爲,年齡越大受教育年限越少。由於城鎮勞動力年齡偏大,人力資本不足人羣的比重也較大。在產業結構變化迅速的條件下,很大一部分勞動者難以符合勞動力市場對技能的要求,很容易陷入結構性失業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