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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的出現是一個客觀事實,並已引起世人高度的關注。美國全球語言研究所跟蹤全球75萬家主要紙媒體、電子媒體和互聯網站,挑選21世紀頭10年中世人談論最多的10大新聞話題,結果發現“中國模式”或“中國崛起”的話語高居榜首,總共被播發了約3億次。
中國模式或中國崛起爲什麼會成爲新千年以來最大的新聞話題?因爲中國模式不僅與中國人有關,而且與全人類有關;因爲中國模式推動世界重心東移,有利於形成平衡而和諧的新世界;因爲中國模式創造了嶄新的社會主義文明,有利於推動人類文明發展到新的階段。
中國人曾經創造過非常輝煌的古代文明。然而,從19世紀初以後,隨着工業革命的展開,西方諸國逐漸變強,而中國則已經陷於停滯並向下沉淪,西方人看待中國的心態也從過去的嚮往變成輕蔑。英國漢學家約翰·巴羅曾在1840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認爲中國很強大,富裕輝煌,這是對常識的公開侮辱”,中華民族是“一個野蠻的異端民族,幾乎比野人好不了多少”。這樣的話,巴羅說過,其他許多西方人也說過。他們這樣說,正是爲了把中國人當做“野人”來踐踏和屠殺。我們今天沒有忘記巴羅之流的讕言,是爲了永遠警醒自己:國家的強盛從來不是天命註定的,任何不求進取的民族,都會陷入內憂外患、被人蔑視和欺辱的悲慘境地。
我們當然也沒有忘記,即使在中國社會最混亂、中華民族最悲慘的時候,西方仍然有一些具有超凡智慧和遠大眼光的人,不敢輕視中華民族,並且相信中國將來的位置是在世界的舞臺中心。
法國人拿破崙關於當中國覺醒時就將震動世界的名言是衆所周知的。
美國人羅斯福也曾在幾十年前正確地預測過中國的未來。
美國外交政策專家約翰·伊肯伯裏爲了撰寫《中國的崛起和西方的未來》一文,查閱了許多歷史檔案,從中發掘出一則寶貴的史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澳大利亞駐美大使歐文·迪克遜爵士曾參加羅斯福總統在白宮主持的一次會議。羅斯福在會上談到中國未來的崛起和因循守舊的英國首相丘吉爾。迪克遜爵士在他的日記中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景:“羅斯福說,他與丘吉爾多次討論過中國問題,他感覺丘吉爾在中國問題上落後了40年,還把中國人稱爲‘中國佬’或‘華人’。他覺得這樣做很危險。羅斯福想要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因爲他認爲,四五十年後,中國將很可能成爲一個偉大強國。”
英國人丘吉爾在中國問題上的短視不值一提。他的同胞阿諾德·湯因比的智慧和真誠則非常令人感動。作爲思接古今的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對人類創造的幾十種文明體系作了詳盡的比較和研究後,特別推崇中華文明。幾十年前,當有人這樣問他:“如果再生爲人,您願意生在哪個國家,做什麼工作?”他稍加沉思就回答說:“我願意生在中國。因爲我覺得,中國今後對於全人類的未來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爲中國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種有價值的工作。”說完這些,湯因比意猶未盡,又補充說:“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衆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
當歷史進入21世紀的時候,人們驚訝地發現,當初拿破崙、羅斯福、湯因比等人對中國的預測和猜想全部變成了現實。
2010年,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且就發展的潛力、態勢和增速來說,中國超過美國,成爲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即使不是指日可待,也是指年可待的。
最近200年左右,形成了以歐洲爲中心的國際關係,人們習慣了歐美主導的世界格局。然而,在20世紀和21世紀交替的時節,一個東方大國崛起了,一個曾經被人蔑視、被人踐踏的落後國家,猛然之間成爲創造人類歷史的主角之一。這件事情簡直不可思議,太令人震撼了。於是,“中國崛起”就成了前面提到過的“世界第一新聞話題”,“中國模式”就成了政治家和學者們熱烈討論的政治和學術課題。
此時,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出現了,這就是中國人對“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都顯得非常淡定。關於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的信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大新聞,但在中國只是一個普通的消息,各類傳媒上都只是一帶而過。
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中國人也是不怎麼關心。人民網曾專門做了一個網上抽樣調查,結果是84%的受訪者不認爲有中國模式。不僅如此,還有中國知名學者不贊成提中國模式。有的說,“模式”一詞含有示範、榜樣的意涵,中國無意輸出“模式”,不如用“中國案例”來代替“中國模式”。有的說,我們的體制還沒有定型,講“模式”就有定型之嫌,這很危險,以後就有可能把這個“模式”視爲改革的對象。還有人說,“中國模式”是一些別有用心的外國人提出來的,意在遏制中國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人爲什麼對“中國崛起”的說法如此淡定?一方面,可能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更多地關注中國社會存在的現實問題,至於中國的發展對外界產生的巨大影響則不容易直接感受到;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對自己所走的道路非常自信,並且有着遠大的目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振興的長征途程中,成爲世界第一、第二經濟大國,都只是一些不應過度關注的階段性成果。
至於許多中國人不關心“中國模式”的討論,那可能是誤以爲“中國模式”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相干。
實際上,“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模式”最早是鄧小平提出來的。
1980年5月,在談到各國共產黨的關係時,鄧小平說:“中國革命就沒有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去進行,而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既然中國革命勝利靠的是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按照中國的模式去進行革命。”(《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8頁)鄧小平在這裏主要講的是奪取革命勝利的中國模式。
1988年5月,鄧小平在接待莫桑比克朋友時說:“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1頁)鄧小平這裏講的是解決國家發展問題的中國模式。
在鄧小平的心目中,奪取革命勝利的中國模式,解決國家發展問題的中國模式,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模式”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就是中國人民走出來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中國千百萬革命者用鮮血和生命凝結而成的,是十多億中國人民用勤勞和智慧創造出來的。中國模式的創造,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實踐、最輝煌的成就。任何一箇中國共產黨黨員,任何一箇中華民族的兒女,都可以爲我們創造了中國模式而自豪。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模式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嶄新形態。
馬克思認爲,歷史上的文明形態都是以對抗爲基礎的。他說,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後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
馬克思對文明歷程的觀察是深刻的,人類經歷過的奴隸社會文明和封建社會文明,都是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人類正在經歷的資本主義文明則是“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
中國模式創造的文明不是建立在對抗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和諧的基礎上,這就是社會主義文明,這是區別於以往各種文明的嶄新的文明。
像中國模式這樣的社會主義文明,當然不是某種偶然出現的歷史幻象,而是在社會發展的大潮流中千錘百煉而成的必然的歷史圖景。
塑造和錘鍊中國模式的是當今世界三大進步潮流:世界實現現代化潮流;社會主義勝利前進潮流;中華民族偉大振興潮流。當代世界中如果有什麼重大的奧祕,那麼這三大進步潮流在中華大地上融合爲一,共同錘鍊出中國模式這種嶄新的社會主義文明,就是最重大的奧祕。
塑造和錘鍊中國模式基本特徵的是中華振興的偉大潮流。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20世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事件,標誌着中國人民經過100多年的英勇鬥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結束了國家四分五裂、民族蒙受屈辱、人民災難深重的局面,開啓了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時代。
塑造和錘鍊中國模式前進方向的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偉大潮流。
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都能平等相處、自由發展的社會思想,是一種樸素的社會主義思想。這樣的社會理想,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中,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是自古就有的。當代社會主義包含着這樣的思想元素,但它是作爲一種思想體系、一種社會運動、一種國家形式、一種社會形態出現的。也就是說,當代社會主義是作爲一種完整的系統的文明的社會形態出現的,它比古代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優越,也比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優越。
當代社會主義潮流的第一個高潮於19世紀中後期出現在歐洲西部。法國的巴黎公社、英國的大憲章運動、德國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是第一個社會主義高潮的標誌性事件。
社會主義大潮從西向東流,於20世紀前期形成以蘇聯爲中心的第二個高潮。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蘇聯的壯大、各國共產黨的活躍、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是第二個社會主義高潮的標誌性事件。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逐漸演變成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對內思想停滯、體制僵化,對外實行侵略和擴張。中國共產黨人看在眼裏,想在心裏,開始自覺地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間,國際環境非常複雜,國內困難也不少。因爲急於求成,制定政策脫離實際,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挫折。但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錯誤當做智慧的源泉,愈挫愈奮,一步一步開闢出建設社會主義的寬廣大道。
20世紀80年代末,當克里姆林宮紅旗落地,蘇聯瓦解,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改變顏色的時候,世界上許多目光膚淺的人以爲社會主義已經失敗,資本主義與之競爭的歷史終結了。他們沒有想到,這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競爭的新起點;他們沒有看到,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早已向東轉移到了中國;他們更沒有看到,在東方、在中華大地上,已經形成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高潮。
對於社會主義能夠對資本主義取得競爭優勢,鄧小平充滿了必勝的信念。他說,我們要用發展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實踐,用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民認識到,社會主義確實比資本主義好。鄧小平還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週年的時候,中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前列。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
在20世紀和21世紀交替的關鍵時期,社會主義需要依靠中華民族的振興開闢勝利前進的大道,中華民族則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偉大的振興,由此形成的中國模式必定以社會主義爲根本方向。
塑造和錘鍊中國模式世界意義的是全球現代化的偉大潮流。
現代化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社會發展過程,但最核心、最基本的是實現工業化,使不同形態的傳統經濟轉變爲以工業經濟爲主幹的現代經濟。
自工業革命以來,經過300多年的演變,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0多個國家實現了現代化;在全球70億人口中,只有10億左右的人實現了現代化。
這10多個國家的現代化,走的都是資本主義道路。這種道路的突出特徵有兩條,一是通過戰爭和殖民,大肆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二是憑藉先發優勢和壟斷地位,無限制地消耗地球資源,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
中國土地面積幾乎和歐洲一樣大,人口達世界五分之一,根本不能走這樣的道路。新中國從現代化建設的第一天起,就摒棄了給人類造成無數災難的資本主義道路,堅定地走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20世紀50年代初期,毛澤東就向全世界宣告,我們的總目標,是爲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現代化起步的時候,借鑑了蘇聯的經驗,得到了蘇聯的幫助,但中國從一開始就沒有完全照搬蘇聯的做法,而是自己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現代化之路。毛澤東設計了一條“以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主導”,注重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合理比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實踐證明,這樣的發展道路優於蘇聯的道路,因爲他們那裏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農業又非常脆弱,經不起經濟風浪和政治風浪的衝擊。表面強大的蘇聯國家一夜之間即分崩離析,與此有很大的關係。
到了經濟全球化和現代科技革命突飛猛進的時代,13億中國人以改革開放的大氣魄全面推進現代化進程。這期間,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物資的交流、思想的交流、人才的交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一個有着最深厚文明底蘊的偉大民族,放下身段,向外部世界學習一切好東西。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解放思想,努力革除一切不利於走向現代化的體制弊端。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適應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這樣的學習,這樣的改革,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並且彰顯出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
當今世界,中華民族偉大振興、社會主義勝利前進和全人類實現現代化這三大進步潮流匯合在中華大地,奔騰在中華大地,不是一個短期的、偶然的現象,而是一個符合人類發展規律的長期的、必然的現象。從20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50年代,三大進步潮流的交匯形成一個高潮期。三大進步潮流在這一百年左右的高潮期,塑造中國模式,錘鍊中國模式,推動人類發展走向社會主義文明的光輝境界。
“模式”本身是一個高度哲理性的概念,它表明事物內在本質的全面展現,表明事物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具體統一,表明模式是可以借鑑可以學習的。中國模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面展現,是中華文明特殊性和人類文明普遍性的具體統一。作爲走向現代化的嶄新道路,中國模式是可以爲其他國家、其他民族借鑑和學習的。
人們可以從不同側面去研究中國模式。本文提出“一、二、三、四、五”的中國模式圖。
“一”是一條道路,即中國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之路;“二”是實現兩大目標,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振興和社會主義勝利前進;“三”是堅持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做主三者有機統一,實現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人民利益三者有機統一,注重改革、發展、穩定三者有機統一;“四”是實行四大制度,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民族區域自治和基層民主自治;“五”是建設五大文明,即建設經濟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按照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道理,五大文明又總歸爲社會主義文明,從而回到中國模式的本質。
中國模式在成長的過程中,來自西方世界的不是掌聲和喝彩,更多的是批判和制裁。由於西方國家控制着國際話語權,幾十年下來,中國發展的真情被嚴重扭曲,社會主義中國的形象遭惡意貶損。爲了讓世人看清真實的中國模式,本書在研究過程中運用了比較的方法,就是把西方模式和中國模式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並且立足於用事實說話,讓客觀實際檢驗不同的思想理念,讓社會實踐評判不同的發展模式。
(作者:求是雜誌社原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