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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球化的貿易流、物流使得美國普通工薪階層可以享用韓國產的液晶電視、日本產的相機和中國產的登山靴,過上舒適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但是,在生產全球化的背景下,時薪約爲30美元左右的美國製造業工人的競爭力顯然不強,製造業崗位逐漸外流,這進一步倒逼美國參與國際競爭的貿易部門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受益最大的是貿易部門的企業主而非僱員。儘管近三年來,能源等行業發展促使約50萬個製造業崗位迴流美國,但從大趨勢上看,與美國製造業達到頂峯的1979年相比,當前的製造業崗位僅有1200萬個,年均流失超過23萬個。在這樣的背景下,你就不難想象“汽車之都”底特律市人口急劇下降並陷入破產境地,大量爲底特律提供零部件生產的小城鎮也難現昔日榮光,昔日輝煌的北部老工業基地成爲“鏽帶”,Zappo打火機廠等企業在裁員中掙扎生存。很多製造業工人轉行幹起了時薪僅有20美元的裝修工或是時薪只有10美元的洗碗工。
最後,發達國家央行頻繁使用的寬鬆貨幣政策也在加劇社會財富失衡。全球各大央行已經連續四五年“開閘放水”。由於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產能利用率低於三十年來的歷史平均水平,因而實體經濟缺乏足夠多的放貸機會,再加上次貸危機後銀行收緊放貸標準,相當多的流動性並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在資本市場打轉。誠然,提高股市的財富效應以刺激民衆消費信心也是美聯儲政策的應有之義,但是這種財富效應顯然傾向於富豪階層,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沃爾夫的研究發現,在2010年,最富有的1%美國人佔有美國家庭所擁有股票總額的35%。而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擁有了私家遊艇的這部分富豪,他們的消費支出對經濟拉動的邊際效力遠低於“月光族”工薪階層,這也成爲美國經濟主引擎消費增長不夠強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