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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CPI漲幅在今年8月份超過了南非,達到10.3%,而且印度央行也承認:CPI水平已經超出自己的控制水平。儘管如此,9月17日,印度央行依然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調25個基點,降至4.5%的水平,大約投放基礎貨幣1700億盧比。
無獨有偶。在QE3(美國第三輪量化寬鬆)和歐元區購債計劃公佈之後,日元大幅走高,最高達到77日元兌換1美元。所以,日本央行也放出消息,準備實施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公開名義就是壓制日元升值。從近期日本的貿易數據看,今年二季度日本外貿已經呈現逆差。
我們說過,這是一場貨幣戰爭。實際上,無論叫貨幣戰,還是匯率戰,或貿易戰,說到底,都是一回事,都是利益爭奪的不同表達。所以,當奧巴馬向WTO起訴中國政府對汽車及汽車配件實施補貼之時,中國不能僅僅將其視爲奧巴馬試圖以此贏得選票,而更該看到這是國際利益的爭奪,是發達國家製造全球通脹,並藉以從各個角度打劫弱國的重要手段和戰術步驟。
我們必須看到,對於中國而言,發達國家濫發貨幣,不僅造成中國外匯儲備購買力不斷減低的損失,同時必然導致人民幣升值而阻止出口,從而削弱中國實體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必然導致中國製造業原材料、資源等成本隨着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進一步攀升,從而加劇中國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進一步壓制中國內需。與此同時,各式各樣的對華貿易壁壘,同樣將達到擠壓中國製造業規模,迫使中國經濟進一步下跌的效果。
所以我們不斷強調,發達國家濫發貨幣對他們自己“百利一害”,而且這“一害”也不算事兒。
原因一,經濟結構決定了發達國家在全球性通脹中受害最輕。濫發貨幣引發的全球性通脹一定是從成本端發動,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其製造業在GDP中的佔比只有12%,相對於佔比高達60%的中國,歐美經濟對製造業成本的忍耐力遠遠大於發展中國家。
原因二,發達國家日常生活所用的一般消費品,許多都要從中國進口,但鑑於人民幣升值等不利於出口的因素,中國出口企業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結果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歐美可以通過在中國採購便宜貨而壓低本國物價。這其實正是過去歐美物價水平並未因自己濫發貨幣而大幅上漲的關鍵原因。
但對發展中國家就不一樣了。印度、巴西的物價因成本上升而大漲,表面上看是食品價格,但背後實際是農業成本(化肥、電力)價格上漲,加上食品需求剛性,價格傳導十分敏感。其實,中國面對着同樣的困境。所以我們說,發達國家濫發貨幣對中國經濟“百害而無一利”,而發達國家新一輪濫發貨幣之後的中國股市的表現,實際正是對這一困境的準確表達。
現在,中國面對的國際問題紛紛擾擾,但我們必須看清所有國際問題都有一個不變的指向和實質:劫持中國經濟,劫持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成果。如果這時候我們不能主動應對這場貨幣戰爭,那將是對中國經濟的嚴重傷害。印度、巴西爲了保護國內經濟,頂着兩位數的CPI上漲投放貨幣,並藉以對抗發達國家挑起的“製造業災難”,那我們中國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