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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長年研究彩陶的著名鑑藏家王海東表示這種反差很不正常,很不公正。他認爲,對甘肅在中國文明起源方面的冷落,基本上不屬於學術歧視問題,更重要的原因是迄今爲止對彩陶的研究沒有建構起來多學科的系統框架,也沒有找到研究彩陶文化帶動文明起源的貫穿主線。
郎樹德認爲,形成這種反差的主要原因是以前甘肅東部地區的考古工作相對薄弱,仰韶文化僅有零星的發現,距今5000年前的歷史基本上屬於空白,但秦安大地灣的發現和研究徹底改變了甘肅新石器時代的研究局面,不僅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上取得了頗爲顯赫的成果,而且將甘肅古文化歷史向前擴展到距今8000年前,同時爲西北地區考古學區系類型的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研究等重大課題提供了廣闊的和彌足珍貴的資料,以大地灣考古爲標誌,甘肅新石器時代研究從此跨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但是,郎樹德並不同意藉由伏羲傳說結合大地灣遺址而提出“華夏文明八千年”的論斷。他明確表示,文明要素有大型禮儀建築、文字、金屬的使用等,甘肅八千年前的大地灣並不具備這些要素,關於“華夏文明八千年”的說法,從歷史、考古學的角度看是不科學、不準確的。
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程金城教授長年從大的歷史觀和文化觀介入彩陶研究領域,曾著有《人文晨曦:中國彩陶的文化讀解》一書。程金城認爲,藉助彩陶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一定要有整體觀,只有將彩陶置於中華文明史,特別是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的歷史背景上去觀照,做整體的把握和研究,才能解釋彩陶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演變過程中的特殊意義。他提議,藉助彩陶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需要拓展理論視野和創新研究方法,要揭示彩陶不同類型及其變異背後的歷史文化信息,就要求綜合運用考古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藝術人類學、民族學等等知識尋找到破譯紋飾圖案意蘊的科學方法,從而找到一條藉由彩陶研究中國文明起源的貫穿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