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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約+20地球峯會已於201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隆重召開,它是繼1992年裏約地球峯會之後全球首腦就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再度聚首,是聯合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盛會,也是全球關於環境問題的最重要會議之一,其主題是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制度框架。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其他機構(UNU,IHDP)在本次峯會上推出第一份全球《包容性財富報告2012》(InclusiveWealthReport2012),其中的“包容性財富”(InclusiveWealth簡記爲IW,這一概念到目前爲止尚無標準的漢譯)是度量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指標,是改造傳統經濟發展水平量指標GDP的新努力。這一努力值得我們關注。
新指標比GDP更全面科學
多年來世界各國衡量其經濟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是(人均)GDP。但是由於(人均)GDP有着一系列的缺點,如尚不能全面反映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與生態的代價,資源環境矛盾突出、社會風險加大等。單純看這一指標及其變化趨勢,無法回答經濟的發展是否具有潛力,能否可持續等問題。因此,學術界在不斷尋求更完善的指標,相繼推出了綠色GDP、人類發展指數、真實儲蓄(GenuineSavings)等新的指標,但這些指標亦都不夠成熟,因此,在實踐中幾乎沒有被採用過。
我國在這方面的意識和行動均不落後。我國的國民經濟覈算體系原先採用的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後轉爲國民賬戶系統(SNA),由於意識到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進而於2006年正式發佈過國家層面的綠色GDP報告。但綠色GDP畢竟不是成熟的指標,在覈算方面存在太多主觀因素,因此,中國的綠色GDP報告因難以爲繼而被無限期推遲。加拿大近來也聲稱要改造其國民賬戶系統,推出6個關鍵性指標,GDP成爲其中之一,這樣做至少“稀釋”了GDP的作用。但縱觀全球,在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各種指標中,GDP指標至今仍然佔據着最核心的地位。
那麼應如何科學嚴謹地衡量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事實上,早在1995年,世界銀行就推出過一個指標體系,但仍然以GDP爲核心,因此也就沒有對各國政策制定者產生真正的影響。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基於阿馬蒂亞·森的思想而推出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所側重的也僅僅是人均GDP、人均壽命和教育,完全忽略資源環境因素,因而也是不全面的。
而現在UNEP推出的IW是內涵更加豐富的指標。IW的基本思想最早由經濟學諾獎得主肯尼斯·阿羅所倡導,他與多位著名經濟學家(其中特別包括諾獎呼聲很高的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帕撒·達斯古普塔)和生態學家經過多年研究,最終於2004年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此後,達斯古普塔又陸續發表了多篇文章,其中包括Theideaof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Sci(2007)2:5-11,更清晰地闡明瞭IW這一概念並以此衡量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國家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狀況。
按照達斯古普塔的說法,引入IW的動機就是爲了描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狀況。而所謂可持續發展,以最常被引用的布倫特蘭夫人的定義,就是“能夠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之能力的發展模式”。達斯古普塔說,這一定義的精神實質等價於以下定義: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生產力基礎(productivebase)不萎縮的發展模式,而所謂生產力基礎包括資本資產和制度,其中資本資產可分爲三類:1.人力資本(健康、受教育程度、技能等);2.生產資本(機械設備、廠房、鐵路以及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等);3.自然資本(自然資源如土地、礦產、水、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等);而制度包括文化、法律法規、社會建制、社會網絡等(亦有人稱制度爲社會資本)。所謂IW就是社會全部資本資產的價值之總和,而任何一段時期內的期末與期初的IW之差稱爲該期的投資總值(InclusiveInvestment)。
如果說達斯古普塔眼中的所謂生產力基礎生產出的既有物質產品也有精神產品,那麼,生產力基礎可以更進一步地被濃縮爲由自然環境和人類文明(人類精神創造之總和)所構成。人類代代傳承的既有自然環境也有人類創造出的全部文明成果。如果一代人的生存對自然環境有所損害,但只要創造的文明可以補償這類損害,那麼此社會還是可持續的,反之則不可持續。我們這一說法的精神實質,與達斯古普塔的看法完全一致。
關於IW,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兩點:一是所有資本資產的價值皆以使用方便的會計價格來計量,即皆被貨幣化;二是IW不但囊括了全部資本資產,它還包含了對後代人利益的考慮,這主要體現在對自然資本價值的計算上。
如何貨幣化各類資本的價值則需要更細緻的工作。社會資本某種意義上說體現的是社會軟實力。豐厚的文化積澱培育出的道德情操,良好的社會氛圍,運行通暢的社會網絡,以及健全完備的制度,可以使人們在進行經濟活動時減少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社會資本的價值最難確切度量。達斯古普塔乾脆把這一軟實力直接濃縮爲TFP(全要素生產力),而TFP則可以採用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現成方法,由宏觀經濟數據估計得到。我們認爲這一做法太過簡單,有繼續改進的空間。比如可以加上由各類社會組織提供的無償勞動,其勞動成果可以參照市場上的相應成果給予定價。
人力資本價值估計的探討空間
人造資本的價值就是它們在各年的投資總額之和減去折舊。這一點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早已有成熟的處理。
而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的價值估計要困難得多,這也是阿羅和達斯古普塔工作的重點。達斯古普塔批評此前世界銀行的研究者,在討論所謂真實投資時人力資本的價值簡單地歸結爲教育投入是遠遠不夠的。達斯古普塔認爲健康的價值是人力資本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健康的價值如何判斷?如何貨幣化?這其實也是健康經濟學中的核心課題。健康來自哪裏?除先天因素外,健康需要時間、精力和金錢的投入。而金錢方面的投入包括國家的公共醫療衛生保健投入和個人的醫療衛生保健投入。達斯古普塔似乎就是採用這類總投入來度量健康的價值的。這一點在他的文章中並沒有明確說明。而我們認爲,健康的經濟價值更應當是(在智力技能等因素同等條件下)健康的人與非健康的人所能創造的經濟價值之差。爲簡單起見,我們假定非健康的人不工作。那麼,這個價值之差就可以看成是健康的人的工資收入。另外一個可用做替代的量是人們投保的健康保險的保險金,這一點在保險業發達的國家適用。而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看,或許採用工資收入減去公共與私人醫療衛生費用來度量健康的價值更正當。很顯然,採用“投入”還是“產出”或是“投入產出差即淨產出”來度量健康的價值,其差別還是非常大的。關於這一點,給學者們留下了巨大的可繼續探討的空間。
影子價格刻畫自然資源價值
關於自然資本的價值,可以說既包括其正價值也包括其負價值。所謂正價值來源於其存在以及被利用可以增進社會福利;所謂負價值來源於其被利用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福利的降低,即對環境的破壞,如污染等。
也許有人認爲,以市場價格來確定自然資本的價值是最便當的方法,因爲市場價格傳遞出自然資本的稀缺性,進而可以調節人們的行爲,最終可使得自然資本得到有效的配置。但是,這一看法有很大的問題。
首要問題就是,究竟什麼是市場。我們認爲,市場是一種機制,基於此機制人們根據自己的意願與他人交換各自的所有。從這一定義中可以看出,市場存在有三個基本前提:一、人們之間必須具有有效溝通交流的機會,至少包括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可接近性;二、明晰的產權,既然是交換各自的所有,那麼首先要在法律上界定清晰什麼纔是你的“所有”,你不能拿着別人的“所有”去交換;三、交換是出於自己的意願而非被迫(當然,這一條的要求並沒有那麼嚴格,因爲有些時候,交換也並非完全出於自願,也可以說,某種意義上,是被迫的,但我們也說,此種情形下市場是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到,關於自然資本,市場可能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達斯古普塔給了幾個典型例子。比如一條河流,上游的森林被濫砍亂伐,致使下游的農業和漁業都受到嚴重影響,但由於空間上的超遠距離,使得處於上下游的人們之間溝通成本幾近無窮大而成爲不可能,進而導致關於森林和河水使用權的交換市場是不存在的;再比如,從道義上講,地球的自然資源應當屬於人類的各代人所有,但是由於後代人無法穿越時空來與我們談判,進而使得自然資源在各代人之間進行配置的市場是不存在的。又比如,有些自然資源由於有着天然的流動性(如大氣和天然水體包括海洋),使其產權界定成爲不可能,因此,關於這類資源的市場也是不存在的;還比如,有些資源即使有產權但產權界定模糊不受完全的保護(如紅樹林以及其中的所有生物和無機物環境構成的溼地生態系統,珊瑚礁等),關於這類資源的市場也是不存在的。而有些情形下,市場即使存在,也會失靈。比如,在某些地區,居住權的交換市場可能是存在的,但由於此地森林的濫砍亂伐,使得一些居民不得不移居他鄉,所得到的補償非常不足,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居住權的放棄是被迫而非出於自願的。更典型的例子就是污染,它是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本時負外部性的體現。這類負外部性的存在,使得自然資本利用的私人成本小於社會成本,進而使得自然資本價格被低估,而引起過高的需求,從而引發自然資本的過度開採。
總之,採用市場價格來確定自然資本的價值是不恰當的,必須尋求其他途徑來刻畫自然資本的價值。在這方面,阿羅、達斯古普塔採用所謂的影子價格來刻畫其價值。更具體地,就是任何一種自然資本,其價值等於其影子價格乘以其儲量。而一種自然資本的影子價格就是它對社會福利的邊際貢獻率,它纔是對自然資本稀缺性的恰當度量,被資源環境經濟學家們稱爲自然資本的“真實價格”。但是,問題在於對這一影子價格的估計本身,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判斷因素,無論採用何種具體方法來估計皆是如此。這是採用影子價格方法來估計自然資本價值的最關鍵之處,但又並不完全可信的一點。
什麼成就了中國高人均生產力
達斯古普塔基於上述思想採用世界銀行的數據估算了8個有代表性的國家和地區1970—2000年30年間的IW的增量即投資總值的發展變化情況,以及其他幾個相關指標的變化情況。這8個國家和地區爲:美國,英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南部非洲。在這8個國家和地區中,英美屬於發達國家,南部非洲屬於最貧窮地區,其餘皆屬於“非赤貧級”的發展中國家。
從達斯古普塔的估算中可以看出,在這30年間,各個國家和地區的HDI每年皆有所改進,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多在1%到3%之間,而中國是7.8%,南部非洲是-0.1%。這30年間年均投資總值佔GDP的份額多在7.1%到9.5%之間,而尼泊爾爲13.3%,中國則爲22.7%,南部非洲爲-2.1%。人口的年均增長率多在2.0%到2.7%之間,而中國爲1.4%,美國爲1.1%,英國爲0.2%。
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人均生產力基礎,在這30年間年均增長率相對於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而言大多大幅度下降,多爲不超過1%,特別是巴基斯坦,爲-0.7%。而中國與人均GDP增長率同爲7.8%,只有英國相對於人均GDP非但沒有下降,反而有微弱上升,爲2.4%,而南部非洲爲-2.9%。
由達斯古普塔的測算可以看到,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中,南部非洲表現得最爲悲慘,其人均生產力基礎在逐步萎縮,而英美以1%~2%的速度在穩步擴張。由此描繪的世界景象令人驚歎,富國愈益富裕,窮國則愈益窮困。其中特別令人驚異的是中國的表現,並不像2006年中國政府判斷的我國綠色GDP的增長率極低。按照達斯古普塔給出的估計,則是人均生產力基礎正以和人均GDP相同的年均7.8%的速度迅速擴張。這的確可令國人感到鼓舞。
我們認爲,中國能夠得到達斯古普塔如此高的評價,最突出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實行計劃生育,主動控制人口;二是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大力發展人工林。計劃生育政策使得我國人口增長率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居於最低位。事實上,在達斯古普塔的解釋中,作爲對比,他考察了巴基斯坦,其年均投資總值佔GDP的比例爲8.8%,在所有上述國家和地區中是較高的,而其TF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也皆爲正,但由於其人口增長過快,年均增長率爲2.7%,最終導致其人均生產力基礎年均增長率變爲負值。而我國“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大力發展人工林等舉措的實施已經使得中國成爲全球最大面積人工林的擁有國,這是當代中國造福於後代的最顯著的成績之一。
中國的環境代價比多數國家嚴重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我國的發展也同時付出了慘重的環境代價,這其中發達國家的污染產業向我國轉移是代價之一。關於這一點,在達斯古普塔的測算中被低估了。在他對污染的影子價格的測算中,他批評此前世界銀行的研究者們給出的向大氣排放的二氧化碳的20美元/噸的價格是過低了,但是,在達斯古普塔自己的估算中,他採用的仍然是這一估值。他說過,如果把20美元/噸調高到50美元/噸,那麼,所有國家的生產力基礎的增長率評估都將降低,只是他沒有進一步更具體地給出這樣的估算。在近年來的發展中,中國遭遇到的環境代價比多數國家更爲嚴重,可以想象,若將污染的影子價格調高到更恰當水平,中國的發展就未必顯得那麼鶴立雞羣了。
在UNEP和IHDP推出的IWR(《包容性財富報告》)中所運用的測算方法,正是基於上述的達斯古普塔等學者的思想。關於IWR,其中更具體的細節,值得我們做更深入的探討。北京大學教授朱非吉林大學珠海學院講師張磊北京大學教授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