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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 中國銀行(601988) 業,就像一條慵懶的藍鯨,這是地球上生存過的體型最大的動物(中國銀行業的利潤佔全球銀行業總利潤的20%以上,中國 工商銀行(601398) 市值全球第一),靠吃食物鏈底層的磷蝦(銀行利潤70%以上來源於利差)維持自身一百多噸的身體(2011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總資產達到113.28萬億元, 商業 銀行淨利潤超過萬億元大關,達到10412億元)。
說到底,銀行行長應該“不好意思”的並不是高利潤,而是銀行體制改革不力造成的壟斷亂象:金融業務僞創新、對實體經濟不作爲、服務質量改進難……
老百姓之所以罵銀行,也並不完全是因爲他們“暴利”,而是因爲他們的錢並未發揮應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些“暴利”不僅開始腐蝕中國銀行業本就艱難的改革動力,也在對目前脆弱的中國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瑞士實業家喬安在1851年的遊記中曾這樣描寫當時一家位於倫敦的銀行:“我於9點前到了銀行,被帶到櫃檯前的座位上,5個出納員在櫃檯後忙碌着。8點55分,一個銀行職員坐在櫃檯前。我把支票拿在手中遞給他看。他一言不發,只是將一個小袋子中的幾枚 金幣 放在抽屜裏。然後他又拿出一個小鏟子,直到9點的鐘聲響起時,他生硬地問我需要金幣還是鈔票,在得到答案後,就再也沒有理我。”
這是發生在161年前的銀行服務,也是一次完美且毫無感情色彩的機械性服務。
161年之後呢?
如果我們把這篇遊記中的櫃檯改爲電腦,金幣改爲 人民幣 ,小鏟子換做兩隻手的話,這個情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目前中國銀行業整體的服務。唯一不同的是,那家倫敦的銀行或許在當時還要爲自己的利潤苦苦支撐,而現在的中國銀行業則完全不需要爲業務着急。因爲,憑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其利潤已經超過了石油行業。
服務跟不上,掙的錢比誰都多,自然會引起人們的嫉妒。
作爲一家 外資銀行 駐北京辦事處的 管理 層,冼必儒每日的工作壓力非常大,即便如此,他也要比遠在英國倫敦總部的同事們要幸運得多。因爲在那裏,他的同事們要頂着因歐債危機可能被辭退的風險繼續苦幹實幹。但在中國,冼必儒則完全沒有這樣的憂慮,因爲他所在的銀行由於受益於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業務蒸蒸日上,但即便如此,他們的利潤也不能和 中資銀行 相提並論。
2011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總資產達到113.28萬億元,商業銀行淨利潤超過萬億元大關,達到10412億元。冼必儒在被中國銀行業的超高利潤折服的同時,也驚詫地發現:這裏的銀行不需要充分競爭就能獲得他不敢想象的高利潤,儘管服務水平不高,但客戶仍保持忠誠。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冼必儒問道。要想解決這個疑問,我們必須瞭解中國銀行業利潤構成的特殊性。事實上,之所以每次在銀行業利潤 數據 公佈之後,都會引起人們的極大反感,原因就是中國銀行業目前旱澇保收的利息收入和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早已被公衆認定是銀行暴利的“源泉”。
當下,這種“認定”更像說書人開場時的那一記醒木:提醒你,暴利不僅開始腐蝕中國銀行業本就艱難的改革動力,也在對目前脆弱的中國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當然,也不完全都是壞事,暴利也無形中成爲倒逼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動力之一。
暴利是否存在?
實際上,銀行能賺錢大家都心知肚明,但之所以引起人們如此的關注則源於一個人的一句話。
“企業利潤那麼低,銀行利潤那麼高,所以我們有時候利潤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佈。”中國 民生銀行(600016) 行長洪崎的表述迅速觸及公衆那根敏感神經。一時間,嘲諷和質疑接踵而至。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祕書長陳永傑更是公開表示:“銀行的資本利潤率已經不僅大幅高於工業,而且高於石油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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