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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荒,正在把浙江中小企業群體逼上絕路。這不是危言聳聽。』6月一個陰雨的傍晚,浙江商人楊廣槐(音)一臉沮喪地陷在藤椅裡,向記者訴說著自己的『傷心事』。在浙江,越來越多像楊廣槐這樣的中小企業主,正在因『錢緊』而被迫接受高利貸的『救急』。
在浙江,巨大的資金需求,最終衍生出一個由銀行——大企業集團——高利貸公司共同組成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正在以集團化、組織化的發展方式『茁壯成長』。
這是一個龐大得無所顧忌的高利貸市場;這是一條幾乎無法撼動的利益鏈條。在這個鏈條中,中小企業正在以一種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在浙江,民間借貸的利息回報年利率已經高達100%。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還不到10%。
『我們在等待,確切地說,我們是在賭博,賭今年下半年的經濟環境會好轉,賭融資渠道的「清淤驅濁」。毫不誇張地說,如果調控政策沒有松動的餘地,浙江的很多中小企業將熬不過2011年的冬天。』楊廣槐有些悲觀的斷言,從某種意義上,正代表了浙江中小企業集體的懮慮與迷茫。
浙江,金融風險在加大,隱藏於繁榮之下的民間融資市場危機四伏……
從邏輯上,這看起來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斷上漲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業的利潤越來越薄,而在短期內流向中小企業的資本回報卻越來越高——在浙江,民間借貸的利息回報年利率已經高達100%了,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不超過10%。
不符合邏輯,卻真實存在。
為遏制通脹的壓力,迄今為止,中央銀行已經連續12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國內的大型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已達21.5%的歷史高位。
央行的貨幣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動性的同時,也加大了中小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難度。事實上,對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即使是在貨幣政策寬松的時候,也很難得到貸款。現在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無奈之下,浙江中小企業幾乎集體低下頭來,把目光投向地下融資——這一並不陽光,卻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規市場』。
高利貸就像毒藥
借高利貸,已成為浙江眾多中小企業的『無奈選擇』
『一家中小企業,如果沒有銀行貸款,只靠民間借貸,大約6個月就要倒掉。』 6月15日,浙江一家企業負責人鄭先生向《中國經濟周刊》大倒苦水,他向記者表示,借高利貸,已成為浙江眾多中小企業老板『尋錢』最慣常,也是最無奈的選擇。
2010年末,鄭先生的企業因為打跨國官司,企業的資金鏈出了問題,不得不向擔保公司拆借1億元人民幣。『按照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來算,一天要付出的利息就是20萬。我們公司只借用幾天資金,就已經被嚇得半死了,利息太高了。』鄭先生向記者表示。
『當你實在堅持不住,馬上就倒掉的時候,高利貸還是要去借的。借來,先活下來再說。至少還能橕半年。』采訪中記者發現,在浙江中小企業主中間,像鄭先生的心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高林原來是浙江一家商業銀行的信貸經理,他的客戶中,有一家生產醫療器械的企業,由於著急用錢,在『等不及』的情況下,借了700萬高利貸,『這700萬元,每天要付14萬的利息。這家企業希望我在半個月之內幫他把款從銀行貸出來,還給高利貸。結果,銀行的貸款還沒貸下來,企業先倒了。』提起這件事,高林一臉的惋惜,『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錢貸出來是沒問題的,但後來政策越來越緊縮。』高林說, 『銀行的錢突然斷掉,就像人一樣,血液流光了,人會怎樣?』
於是,從銀行貸不到款,轉而向地下融資伸手的一些企業,在利滾利的巨額高利面前,選擇了『出逃』。
『利滾利,就像吸毒一樣。有的企業,借了高利貸等銀行貸款,等兩三天可以負擔得起,如果在規定的時間裡從銀行貸不出款來,這個企業就要逃走。』高林向記者表示,『老板跑了,人們管這叫「上高速」。』
6月18日,溫嶺市利歐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景偉向記者表示:『目前,「上高速」的老板越來越多。』
作為小額貸款公司的管理層,陳景偉對貸款風險的加劇懮心忡忡,『有一家生產麻將機的企業,借了高利貸,一天前,一百多人的工廠還機器隆隆,一派熱鬧的勞動景象,倉庫裡也堆滿了原材料及產品成品,可一天之後,這家企業卻突然寂靜無聲、大門緊閉,廠子關門了,老板消失了。』陳景偉分析說,在利滾利的巨額利息面前,如果你不選擇出逃,那你將面對兩種狀況,第一,即使廠子全部賣掉也無法承受本息;第二,高利貸僱傭的社會力量每天戴著墨鏡在你家門口守著,堵住你的廠門口,或者乾脆就把你人抓走。
據溫州一家企業主透露,一般情況下,放高利貸的人,身邊多半跟著保鏢,『那場面跟香港電影裡的情節特別像。有些高利貸公司會成立自己專門的討債部門,市場上也有專門的討債公司與高利貸產業相呼應——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暴力或恐嚇。不過,現在,企業主出逃的手段也多了起來,老板在家裡坐鎮,工廠照常生產,以穩住高利貸者,但其實,老板的家屬早已經悄悄「上高速」了。又過了幾天,老板也突然消失,工廠隨即停擺,「金蟬脫殼」之計宣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