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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高債務問題根本原因在於長期經濟蕭條與政府支出不斷擴張導致入不敷出。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迫使日本政府出手力挽狂瀾,總計投入至少50萬億日元應對危機。長期經濟蕭條帶來的政府收入減少與財政支出的持續增加最終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對相當於GDP7%的財政赤字以及兩倍於GDP的債務水平。
記者陶冶繼上月27日標准普爾公司將日本長期信用評級從AA調降至AA-之後,本月22日穆迪公司又宣布將日本『Aa2』主權債務評級前景從穩定下調至負面。穆迪這一舉動被看作是該公司對日本主權債務評級下調的前奏,引發投資者對於日本經濟前景的擔懮,致使當天日本股市劇烈振蕩,日經225指數最終以1.78%的跌幅報收,當日亞洲其它主要股指亦全線下跌且跌幅普遍較大。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季風2月22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日本債務在GDP佔比突破200%是近期評級機構紛紛拿日本開刀的一個直接原因。盡管下調評級或展望給日本金融市場帶來短期振蕩,但換一個角度看評級機構上述舉動或許有助於形成某種促成日本財政改革的外部壓力,從客觀上幫助菅直人政府減小國內改革阻力,而這對於日本的長期發展未必是壞事。
債臺高築緣於長期經濟蕭條
穆迪在當天發布的公告中稱,促使其下調日本債務評級前景的原因是,該機構越來越擔心日本經濟和財政政策的力度可能還不足以實現政府削減赤字目標以及遏制債務持續增加的勢頭。事實上,債務水平本就遠遠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日本仍在不斷刷新自己的紀錄。根據日本財務省本月10日公布的數據,截至2010年年底,日本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國家債務餘額達919.1511萬億日元,創歷史最高紀錄;而日本政府上月向國會提交的報告顯示,到2011財年末,日本國家負債總額將逼近1000萬億日元大關。作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究竟是什麼導演了日本這一出債臺高築的驚悚大戲?
張季風認為,日本的高債務問題根本原因在於長期經濟蕭條與政府支出不斷擴張導致入不敷出。自上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以後,日本即陷入長期經濟蕭條,國內有效需求嚴重不足,迫使政府奉行凱恩斯主義,通過大手筆的財政擴張來擴大有效需求。自1992年以來,日本政府先後11次提出緊急經濟對策,而巨額財政赤字和債務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逐漸積累起來的。這種情況直至2005年方有好轉,伴隨日本經濟初見起色,當年日本新發長期國債已控制在25萬億日元以內。然而好景不長,隨後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再次迫使日本政府出手力挽狂瀾,總計投入至少50萬億日元應對危機。長期經濟蕭條帶來的政府收入減少與財政支出的持續增加最終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對相當於GDP7%的財政赤字以及兩倍於GDP的債務水平。
政局動蕩加深外界疑慮
除長期蕭條這一根本原因之外,日本經濟的未來也並不樂觀。經濟空心化、出口優勢銳減、沒有新的增長點以及通縮陰影長期存在都令其國內消費者很難樹立信心,而老齡化和少子化步伐的加快也意味著日本社會未來收入與支出差距將進一步加大。但相比之下尤其重要的是,政局不穩令日本政府根本沒有辦法將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以及解決財赤和債務上來,執政黨與在野黨關心的只是如何保住或爭取更高的政治地位。
『從某種程度上講,日本財赤與債務問題並非無解,關鍵在於日本領導人和政治家是否能夠心無旁騖地把重心放到解決經濟問題上來。』張季風表示。他認為,2010年日本經濟實現了3.9%的增長,創下20多年來新高。如果日本當局能夠齊心協力地把這個勢頭保持下去,調動國內消費熱情,積極發展與主要貿易伙伴的關系以擴大外需,其實日本還是有潛力通過增收和節流兩個工具來解決財政問題的。『日本個人消費佔經濟總量的60%,僅上調消費稅5個百分點,就能夠給GDP帶來至少2%以上的增長。』他說。但是,這樣簡單的算術問題在政局動蕩和政府頻繁更迭面前卻顯得復雜得多。這一點從日本首相菅直人試圖財政重建而面臨的重重政治阻力中可見一斑。目前,僅提高消費稅一項提議就已遭到其黨內16位內閣成員的公開反對,更致使菅直人的公眾支持率直線下降。
『兩個大限』鎖定長期風險
正如絕大多數專家都認同的,日本雖然是發達經濟體中債務水平最高的國家,但其所面臨的風險卻因其獨特的債務結構而與歐美存在本質上的不同。這種獨特的債務結構就是日本94%的債務為國內持有,這也是當標准普爾和穆迪做出下調日本評級及展望決定時並沒有引發日本國債利率上昇以及顯著市場恐慌的原因。畢竟,持有94%政府債券的普通日本民眾短期內撤離國債市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短期無虞並不意味著長期高枕無懮。張季風告訴記者,日本之所以必須進行財政改革,就是因為其債務問題面臨兩個大限。如果不能在兩個大限到來之前踩剎車,真正的風險勢必如約而至。
第一個大限就是國債費在財政支出中的佔比。目前,日本財政結構已經相當剛性,其中每年用於國債償本付息的財政支出已佔到總財政支出的23%。而一旦這個比例達到25%,將意味著每年國庫支出中有四分之一的錢是不能動的,再去掉法定的地方轉移支付,可供政府支配的支出可能不足預算的一半。這將意味著國家通過財政杠杆調控宏觀經濟的空間越來越小,其後果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這種狀況長期持續下去,日本民眾勢必會擔心政府有一天可能通過增加稅收、減少社保支出乃至制造通脹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有了這樣的後顧之懮,民眾就更加不願消費,經濟也將進一步陷入惡性循環。
第二個大限在於日本政府的融資能力。按照日本政府的預計,其債務總額在2011財年末將達到1000萬億日元,而眼下日本國內個人金融資產總量為1400萬億到1500萬億日元之間。也就是說,現在日本國內還有幾百萬億日元的空間為政府債務融資。但是,如果債務增長得不到有效控制而突破這個融資空間,日本政府將不得不舉債海外。到那個時候,評級機構的一句話就可能引發市場軒然大波,不僅其國債收益率將大幅上昇,其抵御外部衝擊的脆弱性也將大大上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大限的來臨不僅僅要看債務的增加,還要看到近年來日本儲蓄率的大幅下降。日本政府能否趕在耗盡國內融資能力之前降低債務水平,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決定著日本是否會重蹈歐債危機的覆轍。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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