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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北京限購令鬧得沸沸揚揚,原因有二,一是民眾對其中的外地人在京買房須提供5年納稅證明條款不滿;二是在房市調控政策中算是一劑猛藥,不僅會直接影響北京房市,更可能為全國其他城市所效仿。果然,上海、南京等14個城市陸續出臺了『限購令』細則,除濟南之外,大部分城市均將戶籍作為限購的重要門檻,雖然不至於像北京那麼嚴厲,但總是或多或少逃不了『歧視』的嫌疑。
先不談這種『歧視』造成的社會問題,只說經濟方面,中國城市之間最主要的競爭仍然是經濟競爭,無論是量的方面還是質的方面,而經濟競爭最終需要一個個勞動者去完成,因此,勞動力乃是城市競爭的重要經濟要素。對一個城市來說,良好的經濟增長必定有一個良好的勞動力結構支橕,好的勞動力結構並非全部人都是高學歷都是海歸,也要有高質量的技術工人以及大量能夠支橕城市產業的普通勞動者。好的勞動力結構一定是市場的產物,因為只有市場有魔力將人纔分配到最需要他們也最適合他們的地方。經濟發展的幾大要素中,應該說相對於土地、資源、資本等要素,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往往需要更少的政府調控,因為行政調控無論如何精心設計都必然會降低勞動力結構的合理性(政府引進高科技人纔是另一碼事),戶籍歧視必然會將一部分勞動力擠出城市,同時將另一部分可能的新勞動力擋在城市之外。我一個廣州戶籍的朋友公司總部在廣州,他的納稅在廣州,去年被派到北京工作,他的戀人也在北京,限購令給他帶來了一堆麻煩,不僅是要否換工作的問題,更可能危及將來的婚姻。
一個限購令導致的戶籍歧視尚且可導致這些後果,遑論已經存在了那麼久的城鄉戶籍制度呢?同樣不說社會的公平,只說改革戶籍制度可能帶來的經濟好處。這幾天看到新聞在說某些縣的領導跑到電視上聲情並茂勸說農民工留在本地,各地政府各種截留農民工的措施讓人眼花繚亂。其實誰都是理性人,除非被忽悠,農民工該去哪還是去哪,但是,如果我們能讓農民工享受城鎮居民同樣的權利和福利待遇,結果就會大不一樣,農民工有了盼頭就有了在城市奮斗的希望,哪怕工資低一點也會留在城市。這幾年,我們反思民工荒多是從產業結構的要素方面考量,戶籍之類的非市場要素其實也在間接影響經濟。如果戶籍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不僅直接吸引更多農民工進入城市,也在間接讓他們市民化,培養他們對城市的感情;如果農民工轉為市民的壁壘太過森嚴,只會讓他們從感情上就與城市疏離,由此也會產生大量社會問題。從內需上說,增加農民工的福利待遇,讓農村人進城更會增加他們的購買力,農村的儲蓄率高於城市正因為他們對未來的把握不大,對提前消費或者透支消費存在恐懼。
我們不僅可以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經濟手段改變經濟走向,同樣也可以通過改變已有的制度打開新的經濟增長空間,這個制度不一定是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同樣會間接影響經濟,戶籍制度改革和國企改革、金融改革一樣重要。只有改變城鄉戶籍差異纔能為深化經濟改革提供新動力。
朱迅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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