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醞釀新增長點
低碳新政之下,或將催生新的行業。
『廣東省非常關注低碳轉型中的新增長點,也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工作。』趙黛青透露。在她看來,在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將各利益相關方聯系起來的是需求。一些虛擬的服務性產業將成為低碳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如能源合同管理、企業的碳盤查、產品的碳標識乃至科技研發、碳市場的建立等等,均屬於這一范疇。
『經過去年的研究,我們發現低碳科技服務業有所欠缺。』趙黛青說。不少技術還沒到產業化就夭折了,同時許多資金也找不到對口的投放渠道。
以合同能源管理為例,作為能效管理的新機制,合同能源管理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究其原因,趙黛青解釋,是因為缺乏有效的監測和核證。『如果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再加上行業本身比較新,雙方想達成信賴關系並不是很容易。』趙黛青直言。
此外,還有碳排放清單管理、碳交易、碳標識等企業碳資產管理方面的服務業也尚未成型。『企業是實現減排的承載體』,趙黛青說,『如果想利用碳排放來促進低碳轉型,這些都是必須面對的新命題。』
它山之石SAMPLE
東京:全民參與『碳交易』
袁媛
目前,東京是世界上環境負擔最低的城市之一。作為中國的亞洲鄰居,地緣的親近讓彼此有更多可以借鑒的經驗,它是如何做到世界級的低碳城市的?
『東京能建立很好的低碳城市,與其領先的碳市場機制是分不開的。』北京環境交易所特定行業特定地區碳交易試點部(以下簡稱『雙特部』)副主任葛興安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說。
『世界上對低碳城市暫時還沒有具體的標准,但是各城市要想實現低碳,就要從自身的產業結構、資源配置優勢等來制定方案。』長期關注研究東京低碳問題的葛興安說,東京城市的規劃和北京比較像,屬於工業產業相對較少,商業較為發達的地區。據資料顯示,東京的商業寫字樓等商業領域碳排放佔東京碳排放總量的37%,為東京最大的碳排放源,超過工業(9%)、民用領域(26%)和交通運輸領域(26%)。
早在2007年6月,東京都政府制定了『東京都氣候變化戰略』,作為『東京都十年減碳計劃』的基石。為此,東京都制定了五項政策和主要行動,其中之一就是『強力推進公司減排二氧化碳』,即將減排二氧化碳的責任放在大型二氧化碳排放者身上。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東京最重要的舉動是提出了強制性減排計劃,並為此立法。這兩個舉措是發展碳交易最重要的前提。』葛興安說。
2010年4月,東京政府推出了一個針對大型辦公建築、工廠的強制性二氧化碳減排計劃,該計劃成為亞洲第一個強制性碳排放配額交易的總量管制和交易制度。東京政府期望通過這項覆蓋能源消費超過150萬公昇標准石油當量的1400多個寫字樓、商業設施以及工廠的排放交易計劃,來實現減排目標。
與此同時,這項措施的推進還伴隨了日本政府對碳減排量的歸屬權等問題立法的積極推動。『通過立法,確定了大家減排量及其收益的歸屬問題,纔能在實質上確保碳市場的發展。』按照葛興安的說法,碳排放量及收益的歸屬權就好比是物權法之於房屋,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保證大家花錢得來的東西,尤其是碳排放這樣無形的東西。『只有明確的交易買賣和獲益的權力,纔能真正的建立市場。』
為了完成政府的強制減排任務,企業可以通過自身努力來實現減排,比如更新使用節能設備等;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總量控制和交易制度去購買其他部門或者企業的碳配額或碳信用來實現自身的減排目標。
『這項措施雖然不包含中小企業和建築,但是東京市政府依然通過市場手段,促進其參與。』葛興安介紹。對於沒有強制減排任務的中小企業,其減排量通過相關機構認證後,放到碳市場上交易,在幫助大企業完成碳配額的同時,也可實現自身的獲利。
同時,為了保證東京產業結構的相對穩定,政府也制定了相關措施。比如,被要求強制減排的機構可以購買位於東京以外任何機構的減排配額,但是這部分不能超過要求被減排量的1/3。這樣的規定可以避免排放轉移。
此外,東京政府用市場手段穩定碳交易價格,以保證企業在完成減排量的同時,不會因不確定的價格因素導致成本大幅度提昇。
東京政府在總量控制下分配配額時,會預留下一部分配額。同時,東京政府為4萬個家庭免費安裝太陽能,並與居民簽署協議,所產生的減排量均為政府的防止氣候變暖促進活動中心所有。該中心將這些減排量儲存在太陽能銀行,然後以綠色電力證書的形式銷售。這些配額量會在碳交易價格虛高的時候被政府釋放,以穩定價格。
『這樣的方式,激勵所有企業以及公眾的自願參與,體現了東京的政府、企業以及公眾三方逐漸形成了互動的環境管理體系。』葛興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