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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人人贊賞的事情,裸捐是更值推崇的義舉。
可是,假使一只小母雞,在她還沒成人——不,還沒成年——的時候,我們就豪誇她獻出羽毛供人們做雞毛撣子的『盛事』,結果會怎樣呢?毛是拔出來了,獻出來了,可是這只雞將來能不能下蛋,那就兩說了。第一種可能,根本不能下蛋;第二種可能,本來可以一天下一顆蛋,結果變成三天下一顆蛋了;第三種可能,她在冬天裡凍死了,再也沒蛋可下。
剛剛步入市場經濟、遠遠還沒有登上全球舞臺的中國企業或中國企業家,與在世界上縱橫百年的跨國巨頭相比,正相當於那還沒成年或還沒怎麼下蛋的小雞,可有裸捐的榜樣,但不宜大面積敦促裸捐;如果過早地大面積逼其裸捐,恐怕多多少少有點『拔毛以獻』的味道。
被稱作『全球捐股第一人』的牛根生,2004年底一場豪捐,可謂拉開了中國企業家的捐股之門(也拉開了全球企業家的捐股之門);接下來,2009年又誕生了曹德旺和陳發樹兩位;2010年呢,由於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刺激,陳光標也要裸捐了。
但往深了想一想,這四位仁兄的企業已經馳騁全球疆場了嗎?沒有。他們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國事業』大概還都是『八字只寫了一撇』,至於那『一捺』呢,最終能不能落下來,還真是個大大的懸疑!我常常矛盾地進行三面『旋想』:第一面想,這些錢如果能夠直接助力該企業步入世界500強之列,是不是比現在他們的裸捐能產生更大、更久的社會效益?第二面想,這些錢裸捐出來,一方面在社會上發揮了極大的『造血效益』,比放在他們自身的創業層面更具精神價值和經濟價值;另一方面使人們了解了這個企業的本質,因此品牌更亮,於是也有助於他們步入世界強企之林;第三面想,如果這些錢在這些人支配下再創辦一個有活力的企業,其所產生的社會綜合效益是不是將超過直接裸捐出來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呢?
我思來想去,沒有定解。相信全社會也不會產生惟一解。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並非只有『立刻』、只有『裸捐』纔是最值得稱道的,裸與不裸,早捐晚捐,這都是一個系統工程。可是,由於比爾?蓋茨與巴菲特的到來,我們的輿論正在醞釀『一邊倒』的氣場:仿佛只有立刻捐了纔是英雄,不立刻捐就是狗熊!
對此,我只能說,守財奴是卑微的,但『裸捐』、『半捐』或者『四分之一捐』的時間表,不宜硬生生地套用比爾·蓋茨與巴菲特來華的時間去削足適履,而應由企業家們自己去定時間表!假使牛根生1999年就把他那創辦企業的一百多萬元全部『裸捐』了,痛快倒是痛快,可是,哪會有今天的『全球液態奶冠軍』蒙牛?而且即使單單從捐出的數目來看,十年前他裸捐,只能捐100萬元;而後來他裸捐的股份,今天其市值已經達到45億港元。這個簡單的倒推,相信能夠讓大家領會我所說的意思:要捐,而且要大捐;但早『拔毛』,還是晚『下蛋』,這是個問題!農村人都知道,夏天裡的嫩玉米如果吃得太多太急,那麼,秋天裡的收獲就要少得可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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