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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金融改革創新方案的制定、謀劃與實施離不開時任天津市市長的戴相龍,他是靈魂人物。
2002年12月30日下午,當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東明在天津市領導乾部會議上介紹戴相龍簡歷時,全場屏聲靜氣。中央決定:戴相龍同志任天津市委委員、常委、副書記,提名為天津市市長候選人。
戴相龍表示,中央決定我來天津工作,為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鍛煉機會、奉獻機會。我長期從事金融宏觀調控和監管工作,將盡快轉換角色,適應新崗位。運用金融工作經驗,為天津經濟建設服務。全身心融入天津人民的偉大事業中去,不辜負天津人民的殷切期望。
2003年1月24日上午,天津市第十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代表全票選舉戴相龍為天津市市長。
2006年7月,戴相龍在記者的一次采訪中,解開他赴任天津的一個『謎』:來之前,中央領導與我談話時就說,發揮你的金融所長。
記者曾詢問,也幾次聽到戴相龍談到『央行行長和直轄市市長有什麼不同』。『錢少壓力大,』戴相龍感慨,不同之處很多,中央銀行用的是發行貨幣的錢,幾億元、幾十億元的用,碰到通貨緊縮時,還怕票子用不出去。當市長用的是收稅來的錢,幾十萬元、幾百萬元算著用,總是不夠花。一個國家只有一家中央銀行,中國大大小小的市長有600多位,天天面臨實力的比較,要比GDP,比財政收入,競爭壓力很大。
為了了解實情,戴相龍每天上班,不總走一條路,就想多看看。『東張西望』,戴相龍說,『我過去在人民銀行工作,坐在車裡走長安街,一般是不看街上的,我要做功課,准備回答總理的提問,看文件想事情。我到了天津以後,坐在車裡,上面看看空氣怎麼樣,下面看看地下乾淨不乾淨』。所以,常聽他講到,某處灰塵滾滾,哪一個地方『白色垃圾』塑料袋亂飛,督促解決。
2003年11月3日,戴相龍在市政府會議樓接受韓國《中央日報》社北京分社的采訪,提問者是韓國前財政部副部長、北京大學客座教授鄭德龜。
鄭德龜問,天津最近的發展勢頭是由大量的投資來驅動的。我知道你曾經擔任過中國金融政策的最高領導——人民銀行的行長。你能從中央政府拿到財政撥款,是不是跟這個背景有關系?
戴相龍坦率地回答,我曾經當過中央銀行行長,可能有些人對天津市政府會給與信任和支持,也可能會增加一些貸款,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天津有商機,商業銀行自主決定給天津貸款。所以有人說我是財政市長,這不確切。我沒有帶錢來,但帶來了一些工商界的朋友。
時任中國銀監會主席助理王兆星2006年9月5日在天津濱海新區面對幾十家外資銀行負責人說,天津市市長戴相龍是金融方面的專家,原中央銀行的行長,對國內和國際的金融非常熟悉,對金融發展規律,國際金融發展的趨勢都非常熟悉,這對於政府提供一個有利的金融環境是一個非常好的條件。
從戴相龍到天津擔當市長起,憑著長期金融宏觀調控和監管的經驗,他直指我國金融發展落後於經濟發展的病原,『主要原因是融資機構不夠,資本發展不夠,許多錢不能轉化為社會資本。具體來說就是直接融資比例太低,間接融資比例太高。』所以,他在各種場合、公開的內部的會議,直至向中央領導的匯報,反復闡述: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讓老百姓通過中介,成為投資人與股東,存款轉入資本金。這是『三個代表』最生動的體現,老百姓當上小老板,也是代表。
2007年戴相龍在天津市金融工作會議上說,199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主要是金融治『亂』;2002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重點在金融改革;200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立足在金融創新。選擇地方試點,就在天津濱海新區。
戴相龍和天津市負責同志統籌協調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的起草,在2006年9月7日第一次上報國務院後,於9月9日在泰達萬麗酒店舉行的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與金融改革創新高峰會議上,第一次公開、系統地將金融改革創新的目標、定位亮相。講稿是他一筆一劃撰寫修改的,他在前排伏案的背影至今清晰地留在記者的記憶,他演講的講稿還留在記者的手裡。
戴相龍說,目前我國金融業改革發展中還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一是直接融資比重低,投資渠道狹窄。『十五』期間,我國企業債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資佔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以下。直接融資比例過低,間接融資比例過高,造成社會資金結構失調,資本金緊缺,信貸資金過多。據經濟普查統計,我國二、三產業總資產(不含金融資產)為56萬億元,資產負債率為58%。按審慎會計原則計算則超過58%。2005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9萬億元,按40%資本金計算約為3.6萬億元。資本金靠外債和民營企業投入是遠遠不夠的,其結果,既妨礙企業產業、技術、組織結構的優化,也增加了銀行信貸風險,降低了全社會資金利用效率,成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是國內金融企業實行『分業經營』,與客戶需求和金融市場的競爭形勢不適應。1986年,國務院決定重組交通銀行,並進行全面綜合經營的試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由於金融違規嚴重,我國停止這方面的試驗,銀行業與所辦的信托投資公司等脫鉤,對銀行、證券、保險業實行分業經營。這項措施對防范金融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我國經濟和金融業的發展,分業經營的缺陷也越來越明顯,迫使金融企業要加快開展綜合經營改革。一方面,是適應國內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迅速發展的需要。企業集團除經營主業外,正在不斷擴大資本經營,增強經濟保障能力,要求金融企業提供綜合性服務;另一方面,也是適應與國外金融機構競爭需要。到2006年6月,已有21個國家和地區的71家外國銀行在我國24個城市設立了183家分行,總資產已近1000億美元。這些國際大型銀行的母公司,皆為綜合經營,我國金融企業是分業經營,難以與其競爭。
三是人民幣存在昇值的壓力。為解決這些問題,金融創新已成為當前金融改革的發展重點,新區可成為全國金融改革創新基地。
戴相龍提出,國務院《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將金融改革創新,作為通過綜合配套改革推進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近期工作重點之首,在金融企業、金融業務、金融市場和金融開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則上可安排在天津濱海新區先行先試,由金融改革帶動和引領其他方面的改革,這充分體現了『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的重要作用。金融改革創新就是要在重大金融改革上先行先試,在金融改革的難點、重點方面攻堅突破,提高金融機構的服務功能和競爭能力,參與到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去。
戴相龍說,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從濱海新區的實際出發,新區金融改革創新總的思路確定為:按照科學審慎和風險可控的原則,以擴大直接融資和增強金融企業綜合服務功能為重點,積極推進金融綜合配套改革,建設與北方經濟中心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和全國金融改革創新基地,為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相適應的金融體制,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參與經濟全球化提供經驗。
戴相龍介紹,天津濱海新區的金融改革創新的近期重點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突破:
一是拓寬直接融資渠道。方式有三個:第一,在搞好渤海產業投資基金試點基礎上,鼓勵發展各類產業基金,發展創業風險投資基金,進行房地產投資信托試點,發展集合資金信托業務,把天津逐步建成我國產業基金發行、管理和交易中心;第二,在完善市場運作手段和控制風險條件下,進行企業債券和短期融資券發行制度改革試點;第三,開展房地產、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等資產證券化業務。同時,要論證和開辦非上市公眾公司股權櫃臺交易,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
二是開展金融機構的綜合經營。第一,允許有條件的商業銀行在天津設立機構辦理證券、保險、金融租賃業務;第二,允許保險企業集團或以保險業為核心的金融控股公司到天津成立機構辦理銀行、證券業務;第三,整合天津現有各類地方金融企業的股權,設立金融控股公司,控股參股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企業。
三是創新和完善金融機構體系。天津進行金融改革創新,立足於對現有金融企業進行改革,增強服務功能和競爭力,而不是多建新的金融機構。利用天津現有金融機構和有些金融機構轉軌之際,論證和組建主要為低收入者提供貸款購買90平方米以下住房的住房信貸銀行,在國家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和商業銀行提供按揭貸款外,創建居民先存後貸、引存定貸的住房信貸,三合一,形成和現有商業銀行按揭貸款、住房公積金中心分工合作的住房信貸體系;組建為先進制造加工業和交通運輸業服務的金融租賃公司;組建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服務公司。
四是外匯管理改革。目前我國已是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外匯的增加,增強了我國綜合實力和抗風險能力。但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濱海新區可在解決國家外匯儲備過多帶來的問題,促進國際收支大體平衡,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等方面進行探索,現在時機正好。第一,改進外匯經常項目監管方式,改變強制結售匯制度,逐步取消核銷制度,實行居民和企業意願結匯和自由購匯;第二,放松資本項目下外匯管制,探索在一定區域一定限額下的資本項下人民幣可兌換;第三,擴大外匯使用,放寬人民幣購匯。通過合格投資機構,將人民幣換成外幣,擴大對外投資;第四,開辦離岸金融業務。
2008年3月,國務院批復天津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中有關『推進金融改革創新』的基本思路、重點改革內容,與戴相龍所述的框架相同。
在這裡,戴相龍沒有提天津建立北方金融中心的目標。他在天津最突出的一次提到此目標是以『代市長』身份在2003年1月天津市第十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說:『推進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設』。這一信號傳出去,戴相龍說,『戴某人臉上火辣辣的。』
作為曾任的央行行長,戴相龍深知『金融中心』意味著什麼。在2007年,世界金融中心倫敦和紐約金融業增加值分別佔生產總值總量的16.5%和26.8%,國內金融中心上海金融業增加值佔城市生產總值的7.8%,而天津只有4.1%,北京央行、各大商業銀行總行及監管機構聚集,『與天津相距這樣近,你怎麼可能還是金融中心?』為此,戴相龍作過許多次的闡明,天津濱海新區金融改革目標是建設與北方經濟中心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和金融改革創新基地。再也不提『北方金融中心』。
不過,國內有的專家,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伯溪指出,國務院批准天津的城市定位是『北方經濟中心』,包含金融、貿易、物流中心的含義。戴相龍聽到後,並未直接回應,他認為,『北方經濟中心』應該是北方的現代制造業中心和研發轉化中心、國際航運和物流中心、貿易中心以及金融改革創新基地,明顯地避談『金融中心』。
2007年7月6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爭奪亞洲頭號金融中心的競爭已經展開》報道,其中說,『1949年解放前,上海是亞洲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現在上海似乎下定決心要奪回這一地位??雖然多數人認為得經過一代人的努力纔能實現。此外,中國當局還想把天津發展成一個商務和金融中心,而首都北京也必定會加入這場爭當亞洲最有影響力的金融中心的競爭』。
2008年11月21日,已任全國社保基金理事長的戴相龍在第八屆天津市大學生現代經濟與社會發展季談會上,點評一名學生有關建設『北方金融中心』的發言時表示,別『你也是中心,我也是中心』,天津是北方經濟中心,可以建立與北方經濟中心相適應的金融服務體系和金融改革創新基地,你是試驗區、創新基地誰也不會反對,你先乾起來,乾起來再說。或者是心裡想,實際乾,嘴上不說。你還沒乾出來說什麼也不行。
(選自《人民日報》記者陳傑特稿:天津『北方金融中心』的爭與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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