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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因為城鄉間和地區間差距越來越大,這是有關中國收入差距研究的最重要的結論。我和陳釗教授的研究發現,對於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而言,地區間的因素也遠比其他因素重要。這個結論非常容易在政策上導致一個思維誤區,那就是,如果要縮小收入差距,只需要大量地補貼農村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對於大的國家來說,通過財政轉移的方式來縮小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無疑是必要的,但世行研究說明,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國際經驗來看,為了促進地區間的收入均等,勞動力的跨地區自由流動比財政轉移更為重要。沒有什麼比公平競爭更好的政策能夠促進收入均等,而公平競爭首要前提就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很多人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勞動力流動已經沒有什麼障礙。事實上,戶籍對於中國勞動力流動的障礙甚至要超過護照對於歐盟國家間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在中國,特別是在一些大城市,如果你是沒有當地戶籍的『外地人』,那麼,即使你已經在當地就業,但在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還是與當地居民不一樣。在有些城市,有些行業只能僱用本地人,政府的公益性勞動組織也只對本地人開放。
各方面的權利和待遇差別直接影響了勞動力市場的公平競爭。很多企業在招工時也明確說只招本地人,或者給予本地居民『優先權』。與戶籍有關的差別待遇還減少了勞動力流動的淨收益,地區間勞動力流動的傾向自然降低。仔細想想,戶籍准入政策到底限制了誰?其實,受到更大限制的往往是那些教育水平相對較低,收入也相對較低的人們,而受過高等教育的相對高收入群體則比較容易在就業地落戶。所以,大量農民工年齡大了,還是回到農村老家,留下來的,是在城市生存能力更強的,這就沒有充分發揮城市化進程對縮小城鄉和區域間收入差距的作用。
盡管有著戶籍制度的限制,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規模還是越來越大,城市常住人口裡,無戶籍的外來人口比重越來越高。在沿海省份的一些大中城市,無戶籍的外來人口比重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常住人口的一半。由於外來人口中絕大多數人在城市裡屬於相對低收入群體,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將成為未來的一個趨勢。研究顯示,不擁有本地城鎮戶籍的確會成為獲得更高收入的障礙,因此,促進不同戶籍身份的勞動力在市場上的公平競爭也將越來越重要。
收入差距本身並不可怕,關鍵是收入差距的成因是否公平。按照道理來說,如果消除了行業壟斷,而且勞動力市場也是充分競爭的,那麼行業間收入差距不會太大。如果你觀察到行業間收入差距,那唯一的原因應該就是不同行業僱用的勞動力本身就具有不同的教育和技能,從而有不同的生產率。但我們發現,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過程中,即使將教育、經驗這些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主要因素排除在外,行業因素仍然是影響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且,由行業間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這就說明,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市場的不公平競爭造成的。
不僅如此,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相對於其他各種擴大收入差距的因素,行業間不平等的重要性越來越高,而且這個趨勢主要就是由一些具有國有壟斷性質的行業引起的。具體來說,『交通、運輸、郵電、通訊業』和『金融、保險業』這兩大行業相對於其他行業來說收入越來越高,成為行業間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來源。事實上,根據我們的數據,僅僅將這兩個收入較高的行業樣本去掉,行業因素對於收入差距的貢獻就大大下降。這說明,要控制行業間收入差距,就要從降低行業進程的壁壘入手。同時,還要加強勞動力市場的公平競爭。我們的研究發現,如果要進入那些高收入行業,除了教育、經驗這些因素之外,擁有豐富的社會關系網絡,父輩具有較高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更加讓人覺得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是不公平的。
經過了30年市場化改革,越來越清楚的一個事實是,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去糾偏,市場化改革並不必然走向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歧視性的戶籍制度和日益擴大的行業間不平等作為勞動力市場上不公平的體現,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不滿。上世紀30年代前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實施了公平就業法案,並且勇敢地向壟斷動刀,維護了市場經濟的公正性,並對後來西方國家的持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當年的發達國家相比,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抉擇沒什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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