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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師工資改革,卻『改』成了『割教師的肉、漲領導的袋』。這種以『績效工資』領頭的改革,由於它的可笑性,已成了『譏笑工資』。
當領導的比不當領導的工資高,這本來無可厚非,但這不是普世適用的標准。在知識型技術型的領域,『領導』如果是『技術員』,那麼『領導』就是兼差,按照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他們就應該獲得較高的報酬。『領導』本身如果不是『技術員』,那麼他們只是『服務員』;而『服務員』的工資要是高於『技術員』,不公就呱呱落地了。
實際上,中國的等級觀念已成為極端的『等級官念』。無論在高校還是在中小學,從票子車子到房子,幾乎一切都取決於位子。一個教授比不上一個教長,一個特級教師趕不及一個特權校長,這樣學校與官場還有什麼區別?
工資改革類同於工資的重新洗牌。政府不願增牌而又讓學校重新洗牌,無論怎麼洗都只能是把一些人的牌洗到另一些人的手上。在中國,當領導的魅力就在於他們有分牌的權力。因此,教師們發現自己手上的牌少了一點也不奇怪。成語中的『爭權奪利』,實質上是因果關系而非並列關系:無利可奪則無權可爭。本來在學校,人們對職務的追逐已經遠熱心於對職稱的追求。這種分配改革,無疑將加強權力至上的導向作用。
權力至上的分配准則,必然挫傷知識和技術的尊嚴,一定損傷教師的積極性。績效工資的原意應該是提高績效,但分配不公的結果顯然是反績效的,廣州的一些學校老師不願布置作業不想加班補課,這個現象正在印證這一『改革』的失敗。最終為此埋單的一定是學生、家長乃至整個社會。
盧梭說,一個人如果不參與制定自己必須遵守的法律,他就不可能享有自由。對教師的工資改革,老師作為學校的主體,如果不能參與制定自己必須遵守的分配『法律』,那麼他們就同樣不可能享有改革的好處。相反,『肉』被『割』到『領導』的工資袋裡,教師的錢包則只能接受『享瘦』命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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