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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入中國市場的熱錢似乎顯示出『長期投資』的耐心,這主要是因為全球經濟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明顯下滑,成熟市場的投資收益率也降到歷史最低谷,而且次貸危機的黑洞有多深,美國監管當局也無法測算。所以,通過投資新興市場,謀求高收益補償他們在成熟市場的損失就成為當前必然的趨勢。
但既然是熱錢,我們就不能對它隱秘的『行動』掉以輕心,否則,宏觀經濟的穩定就會受到意想不到的巨大衝擊。那麼,在中國『棲息』的大規模熱錢,究竟『等』到什麼時候纔會大量拋出人民幣,衝刺『落袋為安』的最後目標呢?
筆者認為,熱錢的離場往往是當所在新興市場國家基本面出現惡化的時候。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一旦出現資本市場的股價、樓價跌入低谷,一蹶不振,或者通貨膨脹高企不下,以至於不得不通過增強匯率的彈性來抑制流動性過剩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得開始警惕一些有規模性的異常資本流出的現象。
另外,如果成熟國家投資的價值增大,外資機構也會調整自己原先的資產組合:即增加成熟市場的投資比例,減少在新興市場對高風險高收益證券的投資比例。比如,當美國大幅度提昇利率或減稅(資本所得稅)的時候,或美元突然一改過去的頹勢,出現持續大幅的增值狀況時,熱錢就可能會爭先恐後地離場,而那時不知真相的國內資金也會出現『羊群效應』,增加兌換外匯的比例。於是,這樣的市場行為如果沒有充足外匯儲備與之『抗衡』,自然就會產生更大規模的本幣貶值和通脹高企的局面。這意味著破壞性的『貨幣危機』發生了。
而社會不穩定、地緣衝突等突發事件也會莫名其妙地將一個健康的經濟送入危機的狀態。比如,1994年墨西哥危機就是因為大選過程中出現了候選人被暗殺的事件,於是,投資環境被破壞,大量的長期資本開始減少,尤其是墨西哥,當初國內更多的是流動性強的外國金融資本,它們的撤出引起了該國證券市場價格的大跌,這進一步促使了更強一輪的資本外逃。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在中國經濟對外依存程度較大的環境下,社會的和諧和穩定是保證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和穩定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
那麼,如何判斷有規模的熱錢開始出現『離場』的異常行為呢?從目前來看,中國熱錢的逃離形式應該也比較『特別』,正如他們進場時,都借用了『貿易』和『投資』的合法渠道以及利用我國部分地區出境頻繁和監管難度較大的特點,流出的時候也會在『合法』的平臺上悄然離場。根據一些調查,筆者認為,目前可能存在以下十個主要渠道。
其一,通過企業內貿易隱秘的定價機制,即高估工業中間生產投入品的價格,或參照年度最高價格讓自己的子公司支付,從而轉移在中國市場上獲得的熱錢。
其二,利用在資本市場上獲利的熱錢,在一段時間,直接集中進口中國的大量產品,並通過國外的銷售渠道,將商品『套現』。
其三,通過對中資企業控股權的滲透,以合法的名義,提供中資企業海外投資平臺,打通中國內地資本進軍世界舞臺的通道,從而也就較容易將自己的熱錢帶出國內。
其四,很多代理商大量進口海外『奢侈』品,利用其沒有統一的標准定價性質,提高價格,這也能做到讓熱錢悄然離場。
其五,故意制造『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商業糾紛,然後,通過賠償的方式,將中國國內『不法』得到的資金帶到國外母公司的手中。
其六,有些代理商以提供居民海外旅游的名義,將『藏匯於民』的開放政策和居民帶匯外出的額度用到極致,如果這種轉換形成規模,那麼,熱錢撤離的規模就不能小視。
其七,如果宏觀調控帶來了銀行收益的下降,以至於影響到員工的收入水平,一些監管不嚴的銀行窗口也會為那些不受宏觀調控的外資提供結匯的方便,以此獲得自己服務的傭金,補償宏觀調控對自己收入的影響。其結果,就是打開了外資出逃的後門。
其八,當本國宏觀經濟急劇惡化時(比如通脹高企,失業加劇時),本國居民利用自己合法的換匯條件或知情條件,率先離場(將人民幣換成外匯等),造成市場恐慌,此時,熱錢也『渾水摸魚』,跟風離場。
其九,還有的就是利用外匯保證金交易等資本賬戶下的本外幣兌換。雖然在中國已經公開被禁止,但是,熱錢會利用一些地下的交易窗口,用人民幣購匯,轉到國外賬戶上交易,然後直接打入國外賬戶。
其十,利用大規模的中外活動,通過合法的組織如旅行社給游客提供人民幣供其消費。不可否認,可能還會出現其他各種合法的『外衣』通道,所以,圍堵熱錢關鍵要掐住『離場』時機,集中力量關注資本移動的『異常行為』——它們往往會伴隨著我國貿易順差或逆差『突發性的增大』這一現象。另外,要密切關注一些涉外的經濟指標(比如,國際收支表的各項內容),它們表面上可能根本看不出熱錢的影子,但背後卻可能『凸顯出』熱錢大規模離場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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