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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全國人大代表倪惠英在廣州專題調研中提到,近年來廣州經濟發展很快,GDP不斷翻番,但市民卻『沒能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實惠』。倪惠英代表的發言觸動了廣州市副市長甘新,他說,雖然廣州GDP增速可觀,但真正可支配的收入並不可觀。他算了筆賬,去年廣州一年總收入2160億元,1100億元上交中央,400億元上交省裡,廣州真正可以自己支配的收入也就600多億元。(《新快報》7月16日)
有數據證實這種感受是有依據的。近日,《廣東城鄉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研究報告》披露,從1998年至2007年,廣東省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與GDP增速相差近一倍;工資漲幅已連續6年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這或許就是專家所說的『經濟高速增長下的蕭條感』。
所謂『經濟高速增長下的蕭條感』,就是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脫節,即在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許多人——不僅包括普通老百姓,而且也包括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們,感覺的不是繁榮,而是蕭條。也就是在經濟迅速增長的時候,人們感覺的是緊日子。一旦經濟增長伴隨著物價上漲的話,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和風險,生活的壓力和焦慮感將日益加強,安全感會逐漸消失。
因為中下階層人群從經濟增長受益較少,一旦通貨膨脹到來,生活必然會變得更加艱難。壓垮這個群體的最後一根稻草很有可能就是物價。他們很少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卻要徒然承受通貨膨脹帶來的損失。這說明,在經濟增長的成果和社會成員的生活之間,以及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狀況的改善之間出現了斷裂。
實際上,這樣一種悖論或是邏輯,一直在深深困擾著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並且作為一種邏輯支配著我們的經濟政策,並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我們的社會走向。一般情況下,面對通脹,歐美國家往往會通過退稅或直接減稅政策,來緩解民眾的生活壓力,比如今年美國就向每個家庭退稅1200美元。
日前,經濟學家李煒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如果把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都統計進去,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了35%左右,比發達國家高5個百分點。以史為鑒,唐朝前有『貞觀之治』、後有『開元之治』,120年間經濟文化繁榮穩定,其主要原因就是實行了減稅政策。可以說,中國歷次『盛世』的出現都與減稅有關,重稅之下,從未出現過好形勢。這是極重要的歷史經驗,應當汲取。
因此,我個人認為如果工資暫難上漲,那麼不如先減稅負,藏富於民,激勵久已困乏的民心,以更積極地應對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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