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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中期,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持續經濟繁榮之後出現的經濟滯脹和蕭條,人們逐漸認識到這次危機的根源是福特制大規模標准化生產。以集群生產為代表的後福特制生產方式的興起,先後造就了70年代『第三意大利』的快速崛起、80年代日本的經濟繁榮和90年代的美國新經濟。『第三意大利』是指意大利的東北部和中部地區,『第三意大利』快速崛起使得意大利成為全球28個最發達國家中排名第5位的國家。
當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進程進行理論總結時,本文發現,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不僅僅表現為經濟體制市場趨向改革的結果,從更深層次的角度看,以集群生產為代表的生產方式的創新及其與國際的接軌,是中國制造業快速發展和競爭優勢提昇的根源。
集群生產是後福特制生產方式的主要形式,在本質上是一次重大的生產方式變革,是對縱向一體化大規模生產的替代,是當代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集群生產是後福特制生產方式的主要形式,在本質上是一次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美國學者Piore and Sabel在1984年出版的《第二次產業分水嶺》一書中,把以集群生產為代表的生產方式變革稱為第二次制造業發展的分水嶺。集群生產是對縱向一體化大規模標准化生產的替代、是當代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迄今為止,作為後福特制生產方式的重要形式,集群生產是一個在特定空間集聚的高產出的價值生產和創新網絡,每個參與者都是高度專業化的生產商、供應商和其他中介機構。集群生產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在全球經濟背景下能否實現持續創新和柔性生產。集群生產不僅存在於傳統產業,同樣存在於高新技術領域。隨著集群生產出現和發展,人們認識到,只有夕陽的產品,沒有夕陽的產業,產品競爭力背後的主導因素是生產方式的變革和創新。
集群生產的競爭優勢來源於全球經濟條件下,遠方競爭者無法獲得的當地要素:知識、關系和動機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產業發展的實踐看,集群生產擁有比大規模標准化生產更強的競爭力。波特指出,在全球經濟條件下,集群生產的競爭優勢來自遠方競爭者所無法匹敵的當地要素:知識、關系和動機。在集群生產中,企業之間通過結網和互動中的知識和能力積累,共同應對市場環境的快速變化。企業的競爭優勢不僅來自內部資源的有效整合,更為重要是來自集群內部網絡資源的有效整合。從集群生產的運行機制看,它分別從促進新企業創生、能夠順利實現柔性生產和持續創新三個方面提昇企業和產業的競爭優勢。
集群生產是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轉變的重要途徑。其中,如何實現集群生產從生產網絡向創新網絡的演化,是集群生產發展的方向
繼成功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之後,2005年以來,中國開始步入第二次經濟轉型期,即從制造經濟向創新經濟的轉型。通過第一次經濟轉型,中國快速實現了工業化,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發展為制造大國。但在現實經濟中,我國的企業和產業活動的主體是以生產為導向的,並且處於國際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如何實現企業和產業活動的創新導向,通過集群生產加速中國從制造經濟向創新經濟的轉型,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首要挑戰。
環渤海地區擁有建立創新型產業集群的優越資源條件,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制度創新空間的放大和民間資本的啟動是該地區創新型產業集群湧現的重要前提
從改革開放近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進程看,無論是中國制造還是中國創造都存在著極化趨勢,即越來越集中於東部沿海地區的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其中,以北京和天津為主體的地區擁有建立創新型產業集群所需的優越資源條件和制度創新空間。
近年來科技部的科技進步統計監測結果表明,北京和天津的科技資源存量和進步水平始終在全國名列前茅。如何通過集群生產放大這些自主創新的潛在競爭優勢,是天津和環渤海地區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
天津濱海新區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對環渤海地區發展的最大機遇是放大了制度創新空間。如何借助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時機,通過制度創新啟動民間資本,促進集群從生產網絡到創新網絡的轉變,是當前政府必須考慮的首要問題。從中國經濟第二次經濟轉型的內在要求看,政府職能應當從放松管制和優化投資環境向構建創業環境的轉變。其中,科技和教育體制的改革、金融制度的創新和創業型政府的建立,是天津通過集群生產的創新網絡率先發展創新經濟的關鍵政策變量。
中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的真正內涵是中國從制造經濟向創新經濟轉型的示范區,而中國創造必須依賴具有真正創業精神的民間資本的啟動、創新網絡的形成和創業型政府的出現。
對於濱海新區和整個環渤海地區而言,中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的真正內涵是中國從制造經濟向創新經濟轉型的示范區,而中國創造必須依賴具有充分創業精神的民間資本的啟動和創新網絡的形成,創業型政府、大學和社會的構建。(劉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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