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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收入差距會呈現出怎樣的規律?應該構建一個怎樣的收入分配格局?這是各級政府和社會各階層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最基本的特征是體制模式和發展格局的雙重過渡,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和從低收入型經濟向中等或中低收入型經濟過渡。在雙重過渡的歷史背景下研究收入分配問題被經濟學界廣泛接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南開大學教授陳宗勝提出的『階梯形』變異的公有制經濟倒『U』曲線理論:在經濟發展方面,隨著人口工業化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勞動差別、總收入中生計收入之外的剩餘部分與生計收入的比率、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都將經歷一個先擴大後縮小的過程,而這三個因素與收入差距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最終將導致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發展呈現出一個先惡化後改善的倒『U』形態。在體制改革方面,隨著改革的深入,特別是國有經濟的調減和非國有經濟的壯大,資本收益對分配差別的影響越來越大;『減員增效』等措施的實施和勞動力市場的改革使許多人由隱性失業變為公開失業,或由正式部門轉入非正式部門;工薪制度的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也會使職工的生計收入以外的收入表現出更多的差異性。以上體制改革因素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是全局性的、整體性的,使收入差距的整體格局發生跳躍性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如下規律和特征:
第一,全國居民收入差距呈現明顯上昇趨勢,全國居民收入差別基尼系數由1981年的0.2635上昇到1999年的0.4129,據有關機構和學者估計,目前基尼系數可能處於0.4至0.45之間。從總體看,我國尚處於公有經濟收入差別『階梯形』的『倒U曲線』前半段;收入差別持續擴大,但收入差距擴大速度正在減緩,正逐漸接近收入差距由擴大變為縮小的轉折點。
有學者認為,在勞動力流動障礙不斷消除、人口流動明顯加劇的背景下,目前發端於沿海地區並且蔓延於全國的勞動力短缺,以及作為其結果的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勞動力成本的上昇,都不是暫時性的現象,而是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變到短缺的所謂『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征兆。而按照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收入差距的轉折點與『劉易斯轉折點』在時間上是重合或者略微提前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測,目前我國正逐漸接近收入差距的轉折點,在未來幾年,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將逐步回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第二,佔居民全部收入85%以上的正常收入沒有出現全局性的、整體性的兩極分化,在雙重過度背景下出現的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以及非正常收入所引起的收入差距已經成為全部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我國是一個以二元經濟轉換為特征的發展中的大國,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同時,我國正在進行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存在著體制因素所造成的顯著的行業差距和制度空隙所造成的非正常收入。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呈先縮小後擴大的態勢。如果不考慮城市居民的隱性補貼和城鄉生活費用的差異,城鄉收入比率從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8年的1.5,隨後提高並達到2006年的3.3。世界銀行和諸多學者的研究發現,中國的城鄉差距佔全部收入差距的5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人口由農業進入非農產業,我國的城鄉差距反而出現擴大的現象,原因在於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明顯滯後於工業化進程。雖然在提高外來務工者政治經濟待遇和保障其合法權益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在目前的戶籍制度和城市傾向的政策下,許多外來務工者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困難,所從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工資水平較低,在就業、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對待。
地區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在20世紀90年代尤其明顯, 2006年中部、西部地區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東部地區的66%和65%,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是東部地區的63%和50%。
在行業差距方面,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目前,電力、電信、金融、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間。
近年來,非正常收入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廣泛發生,已經成為導致居民收入差別非正常擴大的根本原因。
對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產階層隊伍,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建立和健全城鄉統一社會保障制度,構建和諧的收入分配新格局。
(2)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教育狀況,縮小人們在人力資本方面的差距。
(3)消除城市偏向的二元的戶籍制度、福利制度、住房制度、用工制度等障礙,加強勞動力市場規制,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削弱富裕階層具有更高教育回報率的『馬太效應』影響。
(4)在壟斷性行業中引入必要的競爭,同時結合必要的規制手段與政策,使原有的壟斷廠商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保持高效率運營並獲得合適的利潤率水平。
(5)加快經濟體制配套協調改革,消除多重制度並存,彌合設租的體制縫隙;對各種違法活動加大打擊力度,減少非正常收入的產生。(任重 謝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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