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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臺的『泡沫論』是最新一輪唱空內地股市『大合唱』中的最響亮音符。2007年1月中旬以來,『泡沫論』以一種強勢姿態進入了中國股市的輿論中心。先是謝國忠撰文,提出要警惕內地股市出現泡沫;緊接著,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港指出,A股火爆的主要原因在於國內流動性嚴重過剩,並認為熱錢有30萬億之多;幾乎與此同時,多家外資投行如摩根士丹利、匯豐、德意志銀行等相繼發布研究報告,提示A股的泡沫風險。1月24日美國人羅傑斯在中央電視臺大呼小叫中國股市泡沫過大。可能嫌這還不夠,1月底,一位政府高官又借在海外接受采訪的機會,對目前的市場作出了否定性的結論,終於引發中國股市出現了大范圍的暴跌。
2006年中國股市走出了波瀾壯闊的大幅上漲行情,憑借130%的年度漲幅勇奪全球主流資本市場漲幅第一桂冠,徹底告別了長達四年的漫漫熊市。伴隨著股市的大幅上漲,財富效應日益顯著,場外資金加速入市,股民、基民日益增多,股市再度成為人們狂熱追尋的地方。但股市的上漲也引來了股市泡沫的爭論,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分析師直指這是非理性上漲,並用傳統的價值投資理論教導股民理性的上漲應該如何進行,國際市場上平均的市盈率、市淨率標准應該是多少,如果中國股市再繼續上漲,日本十幾年前的泡沫經濟就是前車之鑒,等等,就像過去歷次上漲後出現的爭論一樣。
情況真的如此嗎?拋開這些學者的言論是否在理不論,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只要中國股市出現大幅度上漲,伴隨而來的,一定是一股唱空中國股市的聲音,這似乎成了中國股市特有的規律。我們在國外的股市——無論是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新興市場——卻看不到這種情況。
筆者認為,原因可能出在中國股市『新興+轉軌』的特點上。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自不必說,那裡有一套健全的發行、審核和監管制度,股市的功能首先是發現,即發現優質企業,所以在股市起作用的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其他新興股市由於規模相對較小,沒有那麼多國企上市,也好監管。中國股市則不一樣,既有新興市場的特征,又有轉軌時期的特殊情況,再加上中國經濟規模的龐大,國企上市公司較多,所以有著自己獨特的性質。中國股市成長的初始推動力不是來自企業和投資者的市場自發力量,而是來自政府的行政推動力量。因此,作為國家制度安排的結果,股市在功能、結構、交易規則以及市場運行的信用基礎方面與市場內在規則有著本質的衝突。政府既是監管者,又是上市公司的最大股東,政策對股市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股市的高峰和低谷時期,政策的影響更是極其重要,它可能改變價格的運行方向,從而使價格產生較大的波動。總之,政府在股市中所扮演的監管者和上市公司最大的股東代表的雙重角色,使其調控政策變化不定。
去年和今年1月中國股市有較大幅度上漲,但如果把它與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整體聯系起來,就可以得出一個實事求是的結論。2001年6月14日,滬市就達到了2245點,從2001年到2006年,中國GDP從95933億元上昇到209407億元,增長118.3%,而在這同時,股價指數即使到現在纔2900點,去掉新股上市虛增的400-500點,股價的上漲纔只有200多點,五年多只上漲了10%左右;1993年2月10日,上證指數就達到了1528.51點,從1500點到2900點,滬市整整經歷了14年時間。由此來看,這樣的漲幅一點都不快。再從投資證券市場的人數看,截至1月23日,包括A股、B股和封閉式基金在內的個人開戶數量突破8000萬戶,達到8053萬戶。以每戶4口計算,參與證券投資的人數接近中國總人口的25%。而在發達國家,這個比例通常在60%以上,美國則有85%的人直接或間接投資於證券市場。所以,也根本談不上全民炒股。
投資股市就是投資未來,因為股市靠的是願景和信心,沒有了信心,也就沒有了希望。中國股市的這一輪牛市來之不易,它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和股權分置改革所帶來的積極成果,不能也不應把牛市當作中國股市的異己力量。那種牛市沒來盼牛市,牛市來了怕牛市的『葉公好龍』心態是不行的。股市發展到今天,我們交了太多的學費,應該更多尊重股市自身的規律,讓市場運用無形之手自然調節,不要再繼續在人為判斷股市泡沫多少的基礎上,依靠有形之手,人為地推高或者打壓股市。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的牛市,因為一是只有在牛市的環境中纔能解決股市積存下來的深層次問題;二來也只有牛市,纔能實現中央提出的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的任務。中國股市的發展表明,像政治、經濟、文化一樣,股市也必須走一條中國自己的模式,那種揠苗助長、東施效顰、妄自菲薄的行為和方式,並不有利於中國股市成長。(鄧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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