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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消費結構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在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從我國經濟結構和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看,從與世界平均水平特別是發達國家相比看,我國消費仍處於較低水平,消費不足仍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問題,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遇到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其主要表現為5個『過低』和1個『過高』。
一、最終消費率過低,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呈不斷減弱之勢
1978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62.1%,『六五』期間平均為66.2%,『七五』期間為63.4%,『八五』期間為58.7%,『九五』期間為59.4%。2000至2005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分別為61.1%、59.8%、58.6%、55.5%、53%和52.1%,2005年比2000年降低了9個百分點。我國最終消費率呈現出明顯的逐年降低趨勢,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降低。與世界各國比較,我國最終消費率明顯太低,根據2002年數據,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9.1%,其中低收入國家的消費率為80.2%,中等收入國家為72.6%,高收入國家為80.3%。我國的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個百分點,比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都低近30個百分點。
我國最終消費率過低,必然使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很大部分來自投資。長期以來,我國投資增長明顯快於GDP的增長,2000至2005年我國投資率分別為35.3%、36.5%、37.9%、41.0%、43.2%和42.6%,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狀況進一步惡化。根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2000—2002年世界平均投資率為22.5%、21.4%和19.9%,在2002年低收入國家投資率為21%,中等收入國家為25%,高收入國家為22%,我國投資率顯然過高。
二、居民消費率過低,居民即期消費意願和消費行為受到較強的壓抑
主要表現:一是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我國1978至1989年居民消費率平均為51.3%,1990年以後逐年降低,2005年降到38.2%,15年下降了11.5個百分點。而在2000年世界居民消費率就達到62%,低收入國家為69%,下中等國家平均為56%。二是居民消費佔最終消費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1997至2005年居民消費佔最終消費的比重從80%下降到73.3%,政府消費佔最終消費的比重則從20%上昇到26.7%。而世界居民消費佔最終消費比重在80%以上。三是居民消費傾向較弱。上世紀90年代以後,我國居民消費增長比GDP年均慢1.9個百分點,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徘徊在0.5至0.6區間,即居民每增加1元收入,只有0.5至0.6元用於消費。消費在居民總支出的比重從1978年的62.1%下降到1997年的50%,到2005年這個比重降至39.2%。
三、農村消費水平過低,城鄉之間消費能力、消費水平和消費規模的差距越來越大
一是城鄉收入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57?1,近十幾年來差距迅速擴大,2000至2005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2253.4元、2366.4元、2475.6元、2622.2元、2936.4元和3255元。城鄉收入比2000年為2.78?1,2001年為2.90?1,2002年為3.11?1,2003年為3.23?1,2004年為3.21?1,2005年為3.22?1,二者差距逐年擴大。二是城鄉消費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138元,城鄉消費水平之比是2.9?1,1990年擴大到3.0?1,2000年至2005年連續六年保持在3.6?1左右。從城鄉居民消費構成來看,2000至2005年,城鎮居民消費比重由60%上昇到67.1%,而農民消費比重則由40%下降到32.9%,六年下降了7個百分點。三是城鄉市場規模差距拉大。1995年城市與農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為12376.7億元和8243.3億元,城市是農村的1.5倍,而到2005年,這一差距擴大到2.04倍,農村市場消費品零售總額佔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不足25%。四是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差距拉大。2005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降低到36.7%,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45.5%,這個數字比1990年擴大了4.2個百分點。
四、中產階層人群比重過低,尚未形成成熟的大眾消費社會和有強勁購買力的可持續消費能力
形成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消費者群體,是產生可持續消費需求的基礎,近年來我國中產階層雖然正在產生並得到擴大,但總體上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這方面的差距也很大。一方面,中產階層家庭佔家庭總數的比重很低。據有關統計,2005年我國僅有13%的家庭步入中產階層,預計到2010年這個比重纔能達到25%。另一方面,中產階層的消費率近年來也出現大幅度下降。據有關機構調查,我國中產階層消費率從1985年的91%降至2005年的75%。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城市中等收入階層,戶均全部財產只相當於大中城市一套經濟適用房的價值,也就是說,購買一套經濟適用房,將耗盡城市大多數中等收入家庭的全部財富。
在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中產階層是形成成熟大眾消費社會的基礎,是具有強勁購買力的主體。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中產階層佔社會家庭總數的比重都在70%以上,除了房產之外,可增值的財富、可永久性保存的財富擁有量很大,加上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橕,這個群體是市場消費的主體,是產生可持續消費需求的最主要來源。
五、信用消費水平過低,我國即期消費需求主體實質上是有購買能力的現金消費能力
我國從1997年開始發展消費信貸,到2006年7月末,全國消費貸款餘額達到22070億元,佔人民幣貸款餘額的10.2%。在各項消費貸款中,住房貸款和汽車貸款餘額分別為18547億元和960億元,分別佔全部消費者個人消費貸款餘額的84%和4.4%;短期消費貸款和中長期消費貸款分別為1366億元和20704億元,分別佔全部消費貸款的6.18 %和93.81%。這意味著,在我國接近7萬億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信用消費的比重是極低的,扣除84%的住房消費貸款或93.81%的中長期消費貸款,用於即期其他消費的信貸消費不足消費總額的2%。
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美國,1945年消費信貸在美國個人消費開支中只有4.7%,1979年上昇為25%,目前這個比重已經達到1/3以上,美國消費信貸規模已經超過14萬億美元,比全國經濟總規模還多1萬億美元。2005年,美國消費貸款餘額達到21559.96億美元,是我國包括住房貸款在內的消費貸款餘額的10倍多。
六、居民儲蓄率過高,居民支出構成中消費與儲蓄的比例失調,即期消費需求受到強烈『擠壓』
1990至2005年,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從7119.8億元增加到141051億元,年均增長22%。人均儲蓄存款餘額從623元增長到10787元,年均增長20.9%,人均儲蓄年均增加速度比人均收入高7個百分點。資料顯示,1995年我國國內儲蓄率為42%,1997年為45%,2005年高達51%。而全球平均儲蓄率僅為19.7%,美國1950至1971年期間,儲蓄率在8%上下浮動,1972至1992年間儲蓄率在8%至10%之間,1992年之後儲蓄率迅速下降,到1998年降到2%,2005年下半年,美國總體家戶儲蓄率下降到1.1%。
居民儲蓄高速增長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裕資金,但我國儲蓄率過高,也意味著居民支出構成中消費與儲蓄的比例失調,即期消費與未來消費比例失調,說明消費者有限收入用於儲蓄,以支付消費者生命周期中未來消費的部分過多,其結果導致即期消費需求受到抑制,同時巨額儲蓄也成為高投資的重要因素。
我國消費中存在的5個『過低』和1個『過高』,有歷史形成的原因也有現行的政策原因,除了投資與消費失衡、即期消費能力與遠期消費能力失衡外,主要原因還有以下6個方面:
第一,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不足,加大了居民未來的消費支出預期。特別是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住房等方面公共服務不到位,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不足,導致居民風險防范型儲蓄動機不斷增強。
第二,稅收制度設計不合理,直接稅比重過低,間接稅比重過高,不利於促進消費能力的釋放。我國稅種從1952年的16個發展到目前的25個。直接稅收入所佔比重從1952年的50.6%降至28.1%,間接稅收入所佔比重則從49.4%上昇到了71.9%。我國與消費有關的稅種有5個,分別是間接稅中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關稅和直接稅中的個人所得稅。1994至2004年這5個稅種所佔比重約為77%,其中,間接稅所佔比重平均高達71.8%。
第三,就業不足、收入水平低、中產階層少,導致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不足,也是消費不足的重要原因。中國目前仍是個低收入的國家,從人均收入水平看, 2005年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為1730美元,僅為美國的4%,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也僅為美國的15%;從人均社會財富來看,中國僅為美國的1.8%,人均財富僅為9387元。2006年我國新增勞動力達到峰值,勞動力增量有1700萬人,全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約2500萬人,勞動力供大於求1400人。
第四,城鄉二元結構是導致農村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長期以來,我國城市和農村采取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人口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商品糧政策、投資政策和力度等差距相當大,導致農村消費環境和消費能力與城市差距越來越大。
第五,現代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嚴重滯後,是信用消費水平低和消費環境差的根本原因。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契約產生預期效果的基礎是信用,我國市場經濟秩序混亂,信用消費水平過低,都與我國尚未建立完備的社會信用體系有直接的關系。我國目前僅有人民銀行建立的個人金融信用數據庫,還沒有包括涵蓋多方面社會信用信息的信用產品,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征信國家。
第六,各階層之間收入水平差距過大,分配體系總體結構失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我國基尼系數1981年是0.288,1990年是0.343,1999年是0.397,進入2000年之後,基本上在0.4以上,目前已經接近0.5,超過了國際警戒線(0.4)。
經過28年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我國經濟已經從供給約束型經濟轉向需求約束型經濟,這就要求必須把擴大有支付能力的國內最終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基本立足點。必須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正確處理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實施積極的消費政策。應把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特別是擴大農民消費,作為擴大國內最終需求的重點。著力提高最終消費率、居民消費率、農村居民消費率,提高中產階層人群的比重,提高信用消費的比重。還應從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入手,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強化政府社會保障職能,以逐步降低居民儲蓄傾向,保持居民儲蓄適度增長,以擴大即期消費需求。適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建立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機制,保持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逐步改變長期以來居民收入增長慢於經濟增長的狀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消費政策,加快建設現代社會信用體系。大力發展生活服務業,提供豐富完善的服務,進一步釋放居民發展型、享受型等高端消費需求。形成投資和消費對GDP增長的雙拉動,實現擴大消費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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