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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全生:各位代表下午好!很高興來到會場提供一個學習機會,剛纔聽了王教授的演講,剛纔主會場又聽了和姜部長還有幾位部門的領導關於對信用的問題看法受到一些啟發。
一、傳統信用與現代信用
傳統意義上的『信用』與現代經濟中的『信用』是既相同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其相同之處:兩者都要求遵守諾言,實踐成約;贏得信用的方式都是以誠待人、以誠取信;良好的信用都有利發展,失信的名聲都影響前程。其區別之處:前者主要是指道德觀念,是人與人交往的一種社會美德,如『一諾千金』、『一言九鼎』、『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這種道德觀念自古為人傳頌和學習,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不僅為立身處世之本,也被用來治國安邦。後者則主要指現代經濟中的一種資源,具有可數量化的經濟價值。從這個意義上看,現代經濟中的信用是商品、是資金,如銀行授信額度、個人消費信貸、信用評級報告、信用卡等。雖然信用的產生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但社會信用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信用征集和信用服務成為專門行業,信用報告作為可以買賣的商品,卻只有150-160年的歷史。
建立我國信用體系實際上是建立我國的信用市場體系。要有供方,有需方;有搞原材料的(信用征集),有商品生產的(信用報告),還要有使用信用報告的購買者。而信用市場的交易行為必須遵循經濟規律,必須依照市場原則運行。
因此,建立我國信用體系一方面要深入開展關於信用的宣傳教育,提高包括公民、企業、政府在內的全社會的信用意識,樹立誠信守約的道德觀念,特別是強化職業道德觀念。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必須把信用作為一種資源,將經濟利益作為建立我國信用體系的原動力,按照商品交易的原則,運用有償交易、等價交換、第三方中介等市場機制建立現代經濟的信用規則和管理制度,推動和加快我國信用體系的建設。需要指出,在信用體系建立過程中,政府無疑要起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政府行政的推動是輔助力,市場的力量纔是主動力。
二、不法失信行為與不良失信行為
『違法必定失信,失信不一定違法』是失信行為的一個重要的特征。經濟欺詐、逃廢債務、制假售假等是不法行為,屬違法性質的失信行為,可以按照相應的法律條款對其制裁。但拖欠貨款、延誤交貨日期、產品質量不合格等經濟行為中,有相當一部分夠不上觸犯法律條款,如追究其失信原因,則更難判定其屬違法行為,如第三方失信、經營決策失誤、企業管理混亂、技術設備落後等,將這種失信行為移交給公安、司法部門後,往往因很難找到相應的違法條款和量刑標准而無法判決。但是,這些夠不上犯法的失信行為,又必須禁止或懲處。特別在經濟生活中有相當數量的失信行為屬這類不觸犯法律條款的不良行為,如若都由執法部門監督查處,工作量之大,執法部門能否承擔是一個問題,執法成本之大也是必須考慮的。
應該看到,假冒偽劣猖獗,信用秩序紊亂,不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特有的現象,目前的發達國家在其發展初期也都經歷了很長一段時期的信用危機。當時,其社會經濟生活中爾虞我詐橫行,失信行為比比皆是,其程度遠遠超過我國目前的情況。這些國家歷經多年的實踐、探索和總結,一方面強化法制,完善完備法律,細化懲處條款,加大處罰力度,嚴厲打擊不法行為的失信;另一方面,通過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形成由全社會對不良失信行為進行懲處的機制,維護『誠實守信』的原則,保證市場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
三、法律體系與信用體系
對那些法律法規難以窮盡或無法覆蓋的、屬不良行為的失信,要動用信用體系的力量制裁失信者。與法律體系能夠保護守法者,懲治違法者,威懾意欲犯法者一樣,信用體系也同樣具有保護守信者,懲治失信者,威懾意欲失信者的作用。所不同之處是:法律體系動用的是刑法、民法或行政法規的力量,執法機構是司法、公安或行政執法機關,執法的方式具有強制力,執法的結果是將違法者投進監獄。信用體系動用的是社會懲戒機制,執法機構是社會全體成員,監督由全社會負責,懲處也由全社會執行,執法的方式是非強制力的『不交往』或『不信任』,在全社會范圍形成對失信者『不信任』的環境和氛圍。動用法律的力量是將人關在監獄中,用有形的圍牆、鐵絲網限制人與社會的自由交往;而動用信用的力量雖未將人投入監獄,失信者仍在社會中生活,但無形的『信用圍牆』卻阻斷了其與社會的自由交往。
『不交往』或『不信任』,雖不具有強制性,但卻具有強大的制裁和威懾力量。一旦有了失信的記錄,信用體系將把失信者的失信記錄在社會中廣泛傳播,使失信者對交易對方的失信轉變為對全社會的失信,引發全社會對失信者的憤怒和制裁。如:無人與其做生意,無人給其貸款,無人為其擔保,無人聘其為僱員,也無人願被其聘為僱員,就連購買各類保險的保費也要比他人高許多。這種制度安排,失信者不僅在道德上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而且在經濟上受到實實在在的損失,特別是是損害了自身的長遠利益。
信用體系調動了全社會的積極性,由千萬雙社會成員的眼睛去監督,其監督是高效的,動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進行懲處,其懲處是有力的。信用體系的建立,使每個社會成員對失信都望而卻步,由此市場行為得以規范,市場秩序得以維護。可以說,信用是高懸在人們頭上的一把利劍,其保護守信者,制裁失信者。建立信用體系就是建立一種社會懲罰機制,形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威懾力量。
四、信用信息的全面性與信用信息的連續性
信用信息的完整性決定信用的有效性。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從空間和時間兩方面征集和搜集信用信息,把每個社會成員的信用情況記錄下來,以確保信用信息的完整性,而完整性取決於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和連續性。
所謂信用信息的全面性,是指信用信息記錄要來自社會各個方面,某一方面良好的信用記錄不能說明問題,需要全面、全方位的信用信息。不僅要有個人身份或單位背景的信息記錄,而且要有銀行、工商、稅務、審計等部門對其的信用記錄;不僅要有電話局、供電局、房管局、交通局等部門對其的信用記錄,而且要有保險公司、煤氣公司、物業公司、自來水公司等企業的信用記錄;不僅要有按時交費(稅)的記錄,而且要有晚交、欠交的記錄;等等。所謂信用信息的連續性,不僅要有信用的歷史記錄,而且要隨時補充新的信用記錄。歷史記錄要根據信用行為的性質不同確定不同的保存期限(美國的民事訴訟記錄保留7年,個人破產記錄保存10年)。當前的信用記錄要按照信用行為的發生隨時添加,連續不斷地充實新的紀錄。
現代經濟中的信用要靠信用信息的積累而產生,良好的信用要靠平時一點一滴的積累而建立。信用的監督發生在每一時刻,監督的目光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由此,每一社會成員都必須隨時隨地地規范自己的行為,嚴格遵守『誠實守信』原則,纔能防止在信用記錄上留下失信的污點。
建立我國信用體系,一方面要繼續重拳出擊,嚴厲打擊不法行為的失信,加大加重懲處力度。另一方面,是要加快建立征信系統,建立一套嚴格的全社會的信用記錄系統,把每一個社會成員的信用情況記錄下來,確保信用信息的完整性。發達國家大多將征信與征稅、征兵『三征並列』,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也稱為『征信國家』。當前,建立信用體系,首要的是要加快建立我國的征信系統,而建立征信系統首要的又是要解決征信立法問題。一是關於界定個人隱私與個人信用信息的法律,二是關於界定企業商業秘密與企業商業信息的法律,三是界定國家經濟秘密與政府經濟信息的法律。如果上述這些關系沒有法律的約束和界定,無疑將會產生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諸多問題。
五、信用信息的公開化和信用信息的商業化
將信用情況記錄下來的目的是實行信用記錄的公開化。依法將信用記錄向全社會公開,讓全社會共享,任何企業和個人在發生經濟往來時都可查詢交易對方的信用情況,以確認其資信的可靠程度。任何一對做生意或發生經濟往來的市場主體,從保護自身利益的理性出發,都會積極地調查對方的信用情況。這是信用體系之所以具有威懾力量的基礎。
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和連續性,決定了信用信息的『海量』。對浩如煙海的信用信息進行綜合歸納,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裡、由此及彼,通過加工處理,對信用可靠程度做出評價,生產出信用報告,纔能使公開的信用信息被人們所利用。信用征集、加工處理和提供信用報告就要支付成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沒有人去做只支付成本而不要回報的事。因此,在依法實行信用記錄公開化的同時,還要依法推行信用信息的商業化運作。建立和發展信用各種形式的信用公司,信用市場的主體——信用公司按有償交易原則出售信用報告,信用報告使用者向信用公司付費;按等價交換原則,信用報告的價格還應該加上信用處理技術的附加值;隨信用公司信譽度的提高,信用報告的價格還應該加上『品牌』的價值。當然,並不排除政府無償提供信用信息,這類信用信息應視為公共產品。
目前,我國信用信息的商業化運作存在兩大問題。一是一些擁有信用信息的政府機關在出售信用信息,這不僅將產生新的『政企不分』和新的部門利益,還將提供新的『尋租』領域。二是幾乎所有具有信用信息的部門或單位都在建立自己的信用信息體系,這無疑是一種新的『重復建設』。沒有統一的技術標准和信息標識,技術不能兼容,信息不能共享,是無法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與其將來肯定要再花一筆相當大的費用,對現有各部門自己建立的信用體系進行改造,不如現在拿出一些錢和精力進行技術標准和標識的統一工作。
六、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意義
對正處經濟轉軌時期的我國,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在傳統計劃體制下,我們靠的是單位的信用,出門辦事要開單位的介紹信。對人的管理主要是通過單位的勞動、人事、組織部門,也建有每個人的檔案。正所謂『進了國企的門,就是國企的人』,生、老、病、死由其所在單位『全包』下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單位人』變為『社會人』,對其管理則需要由對『單位人』的管理改變為對『社會人』的管理。現在,有上億數量的農民,原屬農村鄉鎮、自然村管理,現離土離鄉成為『城市打工族』;有三、四千萬下崗職工,原屬國有企業管理,現在『買斷工齡』成為社會人;有上千萬離退休人員原來屬原單位管理,現在到銀行領取退休金,與原單位越來越疏遠,還有相當數量的退休、提前退休人員在新單位再就業;知識分子中出現大量的自由擇業者,今天在此,明天在彼;個體和私營經濟迅速增長,勞動用工雙向選擇;還有各個開放城市和開發區,以各具特色的優惠政策,包括不要人事檔案關系,招聘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各種人纔;等等。
過去計劃體制下,『進了單位的門,就是單位的人』,實行的是終身僱傭制;現在建立市場體制,改革人事、勞動用工制度,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人』。在改進對『單位人』管理的同時,如何將以前保密的、政治的、具有單位性質的檔案變成一種公開的、經濟的、具有社區性質的檔案,如何加強對『社會人』的管理,是市場體制轉軌時期政府職能轉變的新課題,也是對執政黨執政能力的考驗。這不僅對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有重要意義,而且對穩定社會、鞏固政權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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