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8日,有媒體刊登了北京市地稅局“考慮”逐步對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金等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消息，迅疾引發公衆的強烈反彈。當天下午，北京市地稅局局長王紀平便發出聲明,稱報道嚴重失實，對於符合國家規定的住房公積金仍可免徵個人所得稅。
而在此之前，購買第二套住房將可能被徵高額不動產稅的消息，同樣引來一片爭議之聲。從中，不難看出公衆對於稅收動向是何等的敏感。
公衆的敏感,源於對自身利益的擔憂和由此產生的一種近乎本能的脆弱反應。舉個簡單的例子,自1997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費”替代養路費至今，8年過去了，燃油稅依然難以推出，因爲此稅牽涉到的幾乎都是實力強勁的利益主體,各方博弈激烈，難以找到平衡點。
與此相比，涉及到公衆的稅收項目,由於公衆話語權不暢或者代言人的缺位，往往可以在短時間內就得以走出閨房，並迅疾發揮調控效用。正是這種對自身利益不能強力維護的擔憂,讓公衆的心理變得非常脆弱。他們激烈的言辭，正是脆弱的表現。
稅收調控政策本身具有示範和引導效應，直接影響着納稅人的投資或消費行爲。通常情況下,增稅具有緊縮效應,在結構上表現爲抑制性調節；減稅具有擴張效應，表現爲鼓勵性調節。那麼,現在，當有關部門努力通過增加稅種或擴大徵收範圍來實現稅收增長時，是否預示着國家要實行抑制性調節呢？
恰恰相反。“十一五”期間，中國將把擴大內需作爲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要鼓勵消費、拉動內需,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增加居民收入。要做到這一點，通常是減稅而非增稅。
事實上，2000年以來，爲了應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局面,許多國家都採取了減稅政策。例如,從2001年5月至今，美國國會已經通過了四個減稅法案,有力地刺激了作爲美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家庭消費增長,加速了美國經濟復甦的步伐。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十五”時期，我國稅收收入已達10.92萬億元,年均增長19.5%。2005年更是達到了30866億元,稅收增長20%。稅收增長速度超出GDP增長速度的一倍還多。即使剔除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所列因素，二者的反差也是值得重視的，因爲此前所定的原則是“保持稅收收入與GDP同步增長或略快於GDP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當稅收增長速度大幅度地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很容易對整個宏觀經濟產生緊縮效應。而我國2006年及“十一五”初期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重點恰是防止通貨緊縮。
增稅與借價改之機漲價一樣，很容易加重人們對未來支出不確定性的擔憂，抑制人們的消費慾望。在這種情況下,增加稅種或擴大徵收範圍，當慎之又慎。
其實，稅收僅僅是調控的手段之一，並非唯一選擇。如果真的想通過稅收增加收入，我倒有個建議，不妨通過降低徵稅成本和加強稅收徵管來達到目的。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的徵稅成本太高,有資料顯示，我國的徵稅成本目前已達5%--6%，而美國的徵稅成本僅爲0.58%，以2005年的30866億元的稅收收入爲參照計算,如果我們的徵稅成本每降低一個百分點，就能節省出300多億元，這個數目是相當可觀的。
同樣，加強稅收監管，也可增加稅收收入。據有關方面測算,2001年稅務系統加強徵管增收近700億元左右,約佔全年稅收增收總額的26%。
因而，稅務部門在盯着公衆口袋的同時，也應該通過苦練內功，縮減成本，來達到增加稅收的目的。這樣做，公衆不僅不會質疑，還會非常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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