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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國際性年度獎項『邵逸夫獎』在香港成立,楊振寧教授出任評委會主席。『邵逸夫獎』目前設立天文學、數學、生命科學與醫學3個獎項,每項獲獎者將獲得100萬美元的獎金。此獎甫一設立,就被譽為『東方諾貝爾獎』。
把這條新聞與邵先生一貫的做法———截至今年1月,邵先生僅向中國大陸教育事業的捐款就已近24億港元———結合起來,筆者以為,邵逸夫連同諾貝爾、卡內基、比爾·蓋茨等人對待財富的態度,是人類文明的標志之一。
與受人詬病的一些富人相比,他們都是白手起家,靠勤奮和智慧積累了巨額財富,最終又都用財富回報社會,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程。
諾貝爾和卡內基生活在19世紀的瑞典和美國,邵逸夫在20世紀中後期的香港奮斗成功,他們所處的都是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社會,在他們形成價值觀的年代,貧窮和罪惡都還是社會的普遍現象。
比爾·蓋茨生活在一個法治市場經濟裡,在那裡,社會公認的價值觀和高達55%的遺產稅使得富而捐贈財富者比比皆是。但是,當蓋茨和他的妻子宣布,他們史無前例的、超過50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中的99.9%以上將用來回報社會時,我依然忍不住向雜志封面上他們的照片投去尊敬的目光。
可以認為,比爾·蓋茨、邵逸夫們之所以能如此捐贈,毫無疑問,是因為他們有令人欽佩的財富觀,但更重要的是這些財富是他們自己的,他們有自由處置權。
毋須諱言,現在的中國大陸正處在建設市場經濟的初始階段,大多數人的財富觀還停留在物欲渴望的層次。但是,追求財富畢竟在中國已經名正言順,而執政黨也於日前結束的十六大上鄭重聲明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綜觀中國歷史,這實在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接下來的任務是實現獲取財富的起點公平、交易公平,和不損害效率的分配公平。這一切當然都要通過法治來完成,但是千萬不要忽略法治賴以存在的軟環境,而得到社會大多數人認同的財富觀就是構成軟環境的要素——法治如果不建立在正確的財富觀之上,平均主義或者兩極分化的危險就依然存在——在中國國情下,此點尤為重要。
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是否形成過正確的財富觀?簡單回答『否』是不負責任的。儒家創始人孔子從未排斥過財富,他肯定追求財富是人的天性:『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但他同時強調獲取財富的正義性:『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可惜,被後人發揚光大的孔子思想,不是這些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財富觀,而是安貧樂道、平均主義和君臣禮儀。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雖然幾乎每一個新王朝都是在均貧富的口號下建立,但均貧富的理想卻從未長久實現過,因此所有的王朝又都在貧富懸殊、民不聊生的局面下垮臺。
為什麼會這樣?根本原因,筆者以為,是專制的國家制度。因為專制,先哲的思想會被篩選。而專制的結果,是傳統中國畸形的財富狀況:第一,在意識形態上,專制者壓抑民眾的物欲,但自己的物欲卻從來得不到控制。第二,社會兩極分化的進程總是在王朝中期開始加速,至王朝覆滅前夕達到頂峰。第三,權力和財富高度正相關。皇帝就不用說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官場的普遍現實。第四,財產安全極度沒有保障。莫說黎民百姓,連王公大臣們都動輒『家產充公、人沒為奴』。而為了保障財產安全和獲取更大財富,有錢者莫不巴結官場,善者但求自保,惡者助紂為虐。第五,由於生產力發展受到抑制,社會總體財富有限,普遍貧困是歷史常態,因此低水平的平均主義又總被當作解決危機的現實途徑。第六,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藏富和炫耀這兩種自相矛盾的社會心態得以共存,雖然也不乏富而行善者,但都被王朝興替所淹沒。
歷史怪圈只有靠制度創新纔能打破,只有合法的收入及因此而積累起來的財產被法律保護,公民纔會有創造財富的極大激勵,而對於法律明確保護的屬於自己的財富,也就有了自由處置權,包括造福於社會的捐贈。這一點已被先行一步的國家證明。而中共此次代表大會所昭告的『保護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不僅將直接有利於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將使得古老的中國最終打破歷史怪圈。
事實上,這一歷史進程早已在中國開始。在中國大陸,白手起家的富翁已經成千上萬,正確的財富觀也正在形成。筆者對去年福布斯中國首富劉永行的一番話印象深刻,這位出身農民、身穿36元錢襯衣的億萬富翁說:這筆財富雖然在法律上歸在我名下,但長遠來看它是社會財產。他今後最大的追求是要用財富去改變周圍的環境,改善其他人的生存狀況。可以相信,中國大陸也會出現邵逸夫式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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