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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是中國企業的關鍵年頭,因為這是中國加入WTO的第一年,是世界經濟環境持續低迷的一年,是國內經濟環境比較復雜的一年,也是我國企業競爭形勢最為嚴峻的一年。
在這樣一個年度,我國的企業主要面臨以下四大關口:
關口一:以經濟全球化為背景的戰略轉型
中國加入WTO,我國大部分企業都是被動地、隨機地參與競爭。具體體現為根據中國加入WTO導致的競爭形勢采取隨機性策略,缺乏全局性和長遠性。這類競爭有時會取得一定程度的勝利或某一個戰役的勝利,但卻不能實現企業的持續發展,甚至可能損害企業的長遠利益。真正的戰略是駕馭競爭而不是追隨競爭,進行競爭設計而不是隨機參與。
戰略競爭與自然競爭的主要區別點在於:
戰略競爭注重目標的長遠性和希望性,代表著企業發展的願望目標而不一定是精確的利潤目標。戰略目標著眼於公司長遠的利益,而我們許多企業進行戰略規劃的核心則是每年盈利多少,幾年的銷售額和利潤達到多少;而戰略競爭著眼於建立一套公司整體的盈利模式和可持續性發展思路。
戰略競爭強調戰略策劃的系統性和整體性,意味著形成整體的盈利模式而不是策略的分散化。整體比任何部分都重要。局部的策略絕對不能取代整體的策劃和精心的組織,以及精心的實施方案。否則可能會傷及整體,甚至再好的策略也會被別人模仿,領先的自己則可能處於下風。
戰略競爭注重現成規則的突破與新規則的創建,著力於擺脫傳統的束縛而不是對規則的崇拜。競爭的規則往往是強者制定出來或約定俗成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遵守商業規則是必要的,而不能完全遵守那些大型巨頭劃定的圈子,如果我們完全按照那些國際巨頭的競爭機制安排發展自己,到頭來只可能是別人的附庸,因此必須敢於形成有利於自己的規則,敢於進行既定規則的突破。
關口二:以應對全球性經濟波動為主題的風險控制
20世紀的經濟發展史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經濟波動往往在經濟發展『形勢一片大好』或取得所謂的『奇跡』之際爆發。
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生理現象』。盡管這一生理現象會帶來恐懼、不安和痛苦,也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但卻是必然的現象。無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來說,市場經濟本身都是一種風險性經濟。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在享受由此帶來的利益的同時,也必將承擔由此帶來的危機和風險。中國即使內部控制了發生經濟危機的隱患,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來自外部的衝擊,特別是中國已經加入WTO。他國爆發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成了經濟上與之密切相關的中國出現危機的可能性。金融市場在國際間的融合程度越來越高。當代發達國家高度開放的金融市場使國與國之間的金融資本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緊密關系。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資本的這種相互融合的關系使一國金融系統中的不均衡狀況迅速地傳遞到另一國家,大大擴展了危機傳導的渠道和加速了危機的傳導速度。置身其中的中國也不例外。危機國家和地區經濟的逐漸復蘇並不能說明經濟不再有衰退的危險。潛在於經濟中的威脅、隱患都可能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
就國際金融領域的形勢而言,資金市場和證券市場對全球資源配置所起的支配作用得到加強,全球股票市場資本總額年均增長率達16%以上。目前各國金融市場安全的隱患很多: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使國家金融安全問題十分突出;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對金融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滯後,尤其不利於發展中國家抵制國際金融風險;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動量目前每天在15000億美元以上,一旦有風吹草動,對中國匯率、利率、股市將形成劇烈衝擊。在加入WTO的承諾中,中國將開放銀行業、保險業和專業服務業等領域,在兩至三年內,股權比例進一步放寬;在五至六年內,業務范圍和地域限制取消。盡管WTO 沒有對人民幣資金項目自由可兌換的直接要求,但事實上銀行、保險業的業務范圍的取消,外資銀行的進入,以及以四大國有銀行進入投資銀行業務為代表的銀行合業經營,使金融市場在各個領域開放,雖然有利於提高內地資金資源的使用效率,但加大了中國在金融市場領域面臨的風險。如果說1997年中國成功地抵御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衝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對資本市場嚴格控制的話,那麼,隨著中國金融市場在WTO的壓力下加速開放,能否再抵制類似的金融危機,將是一個未知數。何況,目前中國金融市場有不少隱患,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高,資本外逃等非正常資本流出現象嚴重,再加上匯率制度實際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名義上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而缺乏彈性變動。因此,中國的經濟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是很大的。
為此,我國企業在2002年應該更加注重資本結構的合理性,確立危機防御策略,強化自身的抵抗風險能力,以免在危機到來之時而無還手之力,就像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的韓國許多大型企業那樣。
關口三:以培育企業家為核心的制度創新
優秀的企業家和企業經營者是公司核心競爭力的基本要素,但其發揮作用和成長的主要制約因素就是制度。應對WTO的關鍵在於人纔的競爭,人纔競爭的關鍵是企業家的競爭。應該說,中國並不缺少企業家人纔。跨國公司的中國分公司在本土化進程中的頭面代理人基本上都是先去國外鍍幾層金後又回國的『海歸派』;在東南亞及亞洲四小龍中,也有相當多成功的企業都掌握在華人的手中;甚至在國內一些並不出眾的溫州等地的人,一到歐美,不幾年就能成功地做活跨國貿易。那麼,這些人為什麼在國內就不行,一到國外或者是外資企業中就很出色呢?應該說,中國缺少的就是讓這樣一個群體充分發揮他們聰明纔智和纔能的體制條件。
企業家成長最理想的條件是創造一種如何把資源交給最優秀的人的環境。因此,我們在2002年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應該在全國范圍完善制度安排,為企業家的脫穎而出確立科學的市場機制。董事會聘用經理人是一種很好的方式,但市場化的最高境界是選擇優秀人纔的中介的產生,市場化最發達的形態是中介市場,通過中介市場來協調投資人和經理人的關系,從而達到專業化的程度。
企業家體現在企業中,企業制度不規范,自然不可能出現企業家。我們的制度建設應該在完善經理人薪酬制度的同時,建立企業家的法律和市場監督制度,對企業家的約束要通過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並建立企業家的資信等級制度,避免魚龍混雜,並防止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和坑蒙拐騙的發生。而且也應該建立經理人無任期制度,因為企業家的產生是一種長期行為,現在實行的經理3年短期任期制難以產生企業家。
關口四:以產權交易為主要形式的資本競爭
加入WTO,中國企業面臨的一個首要主題將是產權交易。產權交易必將成為未來資本競爭的主要形式。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初的黃鴻年通過香港中策公司在國內發起的一輪輪兼並、收購風潮卻讓國人感到了少有的震顫,也使我們對資本運營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認識。眾多雄心勃勃的企業家以黃鴻年為楷模,為建立自己龐大的帝國而進行著奮斗,並也因此出現了一些著名的資本運營高手。
中國加入WTO,我們的企業將可能面臨新一輪的國際企業並購戰,那些看好中國市場和生產能力的國際知名企業將很可能通過並購的方式進入,他們的勢力已經是一個小小中策集團不能相比的。一份聯合國貿發會議委托進行的《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的調查數據表明,目前《財富》500強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我國投資了2000多個項目。世界上最主要的電腦、電子產品、電信設備、石油化工等廠商,已將其網絡擴展到我國。如果說,以往他們因受到政策限制而大量地進行廠房建設的話,2002以後的他們不再是直接在中國建廠,而是通過資本市場利用產權交易方式控制中國的企業。這已經遠遠超出了前幾年『爆炒』的資本運營概念,這是一輪新型的國際資本競爭。
並購只是跨國企業進行擴張的一個支點。以此為支點,他們用少量資本合法擁有被並購企業的產權、經營權。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上,待並購的企業嚴重供大於求,將為跨國公司通過並購佔領中國市場提供難得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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