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吳部長，您對2001年我國信息產業的發展有怎樣的評價？

　　吳基傳：2001年，是十五計劃開始的第一年，我國信息產業保持了健康、快速發展。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仍然保持了我國第一支柱產業的地位，2000年制造業產值突破了1萬億，2001年達到了1.35萬億，增長27％。2001年制造業的銷售收入達到7500億，增長了24％，利稅達到650億，增長13％。雖然2001年世界經濟增長放緩，但是電子信息產品出口仍然完成600億美元，比2000年略有增長。

　　2001年通信業務收入完成3669億元，同比增長24％；投資近2000億，同比增長54％；到11月末，固定電話用戶達到1.77億戶，僅次於美國的1.9億，移動電話用戶達到1.4億，已經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電話普及率達到24.4％；互聯網用戶1591萬戶，上網用戶近4000萬。

　　由於加速解決寬帶瓶頸，2001年反映上網速度慢的人少了，加上上網資費的下調，使全國平均每月上網費維持在150至200元，達到了百姓能夠承受的水平。由於十個國家級軟件基地的建設，2001年軟件業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國務院18號文的頒布，也使得我國軟件和集成電路都有了更好的政策環境。許多外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集成電路。2001年的制造業、運營業都超過了我們預計的20％的發展速度。我們預計十五期間，信息產業每年會繼續保持20％以上的發展速度，用5年時間實現翻一番的目標，保持健康、快速的發展，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2002年，我們計劃保持20％的發展速度，而且是要有效益的速度。在2001年工作的基礎上，在推進信息化、產業化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記者：最近國務院有關信息化方面的會議比較多，包括在聯想集團舉行了企業信息化現場會，舉行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會議等。作為信息化的主管部門之一，信息產業部2002年對信息化工作有怎樣的考慮？

　　吳基傳：信息化是2002年信息產業部工作的重點，信息產業部將結合實際情況切實推信息化，不能停留在口頭上。

　　要突出重點，重點抓好兩項工作。首先是政府信息化的推進工作，政府的監管要通過信息化變得更為透明，使政府的管理方法、管理機制都通過信息化發生變化。通過網上審批、網上招標等，防止騙匯及金融犯罪等犯罪行為，有效扼制腐敗，減少紙質貨幣流通量等等。要繼續抓好金卡、金稅、金關、金盾等『金』字工程，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增強宏觀管理調控力度，帶動產業的發展。

　　其次，要抓信息化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對傳統產業的改造不是簡單裝上幾臺計算機，安個局域網，而是把傳統產業的資金流、庫存、生產等環節納入網絡化，真正實現按合同生產，實現零庫存。通過信息化使傳統企業昇級，改變生產、管理方式。

　　同時，做好信息化工作也是對信息產業的拉動。改造傳統產業做好了，也給信息產業硬、軟件也提供了廣大的市場；對運營企業也會產生拉動作用：大量帶寬的出租，可以發揮現有公眾網的效率。

　　需要強調的是，信息化的工作要在務實上做文章，不是僅搞幾個研討會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要抓住典型進行推動。各地也要從實際出發，不要搞重復建設。

　　記者：2001年年末，國務院批准了電信體制改革方案，中國電信被一分為二。那麼，吳部長對近年來的電信體制改革有怎樣的評價呢？

　　吳基傳：2001年電信改革力度是比較大的。從1998年移動從電信分離、聯通重組開始，我國電信改革逐步加快。2001年中國電信分成南北兩大公司，以形成比較競爭的格局。競爭將會促進電信的發展。我們看到由於移動市場上已經有了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兩大公司，2001年在移動通信市場上中國移動與中國聯通兩家的競爭就『爭』出了6000萬用戶。現在將北方十省電信公司地面網加網通和吉通組成中國網通集團，其餘21個省電信公司保持中國電信的品牌，並允許兩家公司相互在對方開展本地業務，我相信可以相互競爭，促進發展。

　　由此，電信運營的大格局已經確定。未來長期的改革設想是，這四大家發展全業務的競爭，當然還有鐵通利用富餘通信能力提供的通信業務和中國衛星的衛星通信業務。

　　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原來也是從政企合一、郵電合一逐步實現郵電分離、政企分離、逐步引入競爭的，他們大約用了7、8年時間，而我國僅用了3年時間。這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集中管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我認為，取得這麼大的成績主要靠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為電信業的發展和改革創造了一個好的基礎；二是國務院對打破電信壟斷有明確的要求；三是廣大職工顧全大局的理解和支持。經過精心組織，我相信電信改革將會是順利的，會取得成功的。

　　記者：在國務院批准的《電信改革方案》中指出，中國電信分為南北兩部分後，將按光纖數和信道容量分別擁有中國電信全國乾線傳輸網70％和30％的產權。一些地方反映，對這樣的切分不理解，他們問：光纖怎麼分、交換機怎麼分？

　　吳基傳：這樣的認識不正確，70％和30％是使用權的劃分，維護等工作還在當地。網絡資源使用的矛盾可以通過調度、通過網管中心得到解決。

　　記者：近幾年，信息產業部加強了監管力度，同時為了適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要，加快了修改有關法規的步伐，請您就這方面談談。

　　吳基傳：2000年到2001年，信息產業部加強了政府監管力度，而且這種監管是法治而非人治。特別是電信條例的發布使得電信行業引入競爭成為了有法可依的行為。電信行業的各項工作都在依據電信條例實施，比如對新運營公司資格的審核，我們主要是對其有無服務能力、對其資信情況進行審查。

　　2001年，我簽署的信息產業部部長令有18個，在電信項目招標、碼號資源使用等方面都作出了詳細的規定，逐步豐富和完善了電信法規。另外，通過電信管理垂直體制的建立，加強了對基層單位的管理力度，對企業間的競爭、互聯互通、維護用戶權利等實施了有效的監管。

　　我國電信法的制訂將在這些條例規定上逐步完善，同時將借鑒實踐經驗、新技術的發展和外國的發展情況。我們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逐步實施電信改革，在實踐中逐步修改、制訂各種電信法規。信息產業部將抓緊工作，為盡快出臺電信法奠定基礎。

　　由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因此信息產業部正在抓緊對法規進行修訂，確保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實現國民待遇，創造公平、公開、公正的環境。

　　記者：信息產業部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吳基傳：我們的重點是實現政企分家。逐步不管企業的事，轉變到對企業和市場進行監管上來，企業能辦的事企業自己辦。政企分開的目標是政府加強對企業的宏觀管理。

　　政府的主要工作放在四個方面：第一，搞好規劃，防止重復建設；第二，統一通信網絡技術標准；第三，制訂規范企業和市場行為的政策法規；第四，嚴格掌握市場准入關。因此，政企分開後，政府的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記者：外國有些輿論擔心：中國曾經清理過聯通的『中中外』問題，今後在中國電信業引入外資問題上會有政策風險。吳部長對此怎麼看？

　　吳基傳：聯通的『中中外』本來就是非規范行為，不是公開的，是暗箱操作，違背了當時的政策和法律規定，所以國家一定要對其進行清理。而現在新出臺的各項決策都會依據電信條例及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辦理，並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各項規定，還將會受到各方面的監督，外界對此不必有絲毫擔心。

　　記者：吳部長，近兩年，許多百姓對電信方面的意見較大，主要集中的一點是反映電信價格較高，您對此怎麼看呢？

　　吳基傳：電信價格既然是價格就最終應該由市場決定，以正確反映供求關系。形成一些人對電信價格意見很大的原因，我看有幾點：

　　首先，股民和消費者是兩個人。由於移動和聯通的股票在香港和紐約等地上市，使得國內消費者與股民分離。而在其它國家股民和消費者是統一的，許多人既是股民又是消費者，就可以得到平衡——一方面股民希望價格上漲為自己的股票帶來更好的收益，而另一方面自己又是消費者，不希望價格太高，因此在這樣的矛盾中就可以形成一種理性的認識。而國內消費者購買不到移動和聯通的股票，因此就希望電信價格不斷下降。

　　其次，我承認2001年部分城市的市話是漲了，但是國務院批准的電信資費調整是一種結構性的調整，既然是結構性的調整就可能存在有昇有降的問題。尤其是市話資費國家規定允許省市在規定的高、中、低三檔中選擇。這樣也就會出現部分城市選擇高檔的問題。

　　本地電話網投入大、成本高，在取消交叉補貼和低價格等條件下會出現虧損。承擔市話最多的中國電信2001年的收入僅增長約5％，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最低的。但是本地電話涉及面廣，目前有固定電話1.7億戶，約有1億是私人用戶，而1部電話往往是一家人用，因此就可能會涉及2、3億人，上漲一點就會使許多人有意見。

　　按照國際慣例，電話普及率達到10％左右，人均GDP就應達到1500美元，我國電話普及率已經達到24％，而人均GDP纔800美元。這一組數字說明我國百姓錢還不多，支付電話費覺得較貴，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相信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民收入的不斷增加和電信競爭的引入等，這個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

　　記者：吳部長，中國聯通的CDMA即將開通，您對CDMA的前景怎麼看，對CDMA將對中國移動通信市場帶來的變化怎樣看？

　　吳基傳：CDMA是碼分多址技術，其頻段是800兆，它對時分多址的GSM不是對抗，是我們充分利用頻率資源的一種規劃。雖然CDMA和GSM是不同的技術，兩網不能漫游，但是我相信兩者會共同促進中國移動通信事業的發展。由於CDMA的開通為我國在800兆頻段增加移動用戶資源，所以它會促進移動通信進一步發展。

　　記者：吳部長，作為信息產業部部長，您這幾年有什麼體會，什麼事印象最為深刻？

　　吳基傳：我作部長期間處在改革的高潮期，各項改革能夠順利進行我是非常滿意的。當然，很多人對我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就像看一個事物，有人從前面看，有人從後面看不會一樣。特別是在工作中要考慮國家、企業和消費者三方的利益，找到三者的平衡點不太容易。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97年中國電信到海外上市的時候。當時把浙江、廣東等省的移動資產拿到香港上市，正趕上東南亞金融危機，我們是逆潮流而上。

　　上市前，一些國外的金融機構建議發行價定在10元以下，而且對能否保證不跌破發行價沒有把握。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始終很有信心，因為我相信我們是優質資產，一定會有好的市場反應。我還記得那是在1997年10月23日。當天香港股市遇上了『黑色星期四』，香港恆生指數跌了2000多點，而中國電信就定在那天上市，發行價定的是11.68元，當天就跌破發行價到了9元多，第二天馬上又反彈到12元。

　　我想我們把企業拿到海外上市的目的不簡單是融資、『圈錢』，更多的是走出去實現國際化。事實說明，上市對促進企業改善管理、轉化經營機制有很大的益處。原來國有企業誰代表說不清楚，而上市了，企業就要代表股東的利益，小股民雖然無權決定董事會的人選，但他有僅把股票買掉。有這樣的壓力，對企業轉變觀念有很大的好處。

　　後來聯通也上市，兩個移動公司共融資200多億美元，也促進了電信投資的改善。

　　記者：吳部長，2001年全國電話用戶增長了9000萬戶，您對2002年的電話用戶增長有怎樣的預計？

　　吳基傳：我相信2002年電話用戶會保持一個高速增長的態勢，但是要繼續保持增加9000萬的數量需要努力。因為2001年取消了初裝費、附加費等費用，這是一個很大的刺激，許多地區能裝電話的用戶基本都裝了。不過，現在農村和西部地區還有很大的潛力，而隨著城市居住條件的改善，申裝第二部電話的用戶增加，固定電話還有市場。

　　現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電話話務量低，2002年電信業要在增加話務量上下功夫。因為現在許多農村地區用戶只有打入而沒有打出，佔用了資源而沒有產生費用，要吸引用戶多進行電信消費。

　　記者：2001年，中國電信業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電信競爭進一步加劇，特別是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在很多地方進行了激烈的價格戰，對此您是怎麼看的？

　　吳基傳：電信競爭要良性、要理性，惡性降價完全沒有必要，是搞『小農經濟』。企業通過降價還有錢賺，就還有利潤，如果虧損還降價，那麼就是自殺，不是正常的市場行為。對企業非理性的惡性競爭必須要有所控制，我相信私人企業是不會進行不計成本的惡性競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