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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點危險還是1000點危險?
●『推倒重來論』是否合理?
●股市如何健康發展?
●監管力度如何把握?
董輔礽(經濟學家):由於我國的改革采取的是漸進式的戰略,建立和發展證券市場就不可避免地會帶上許多歷史的和體制的烙印,並產生諸多問題,解決股市嚴重問題的重要途徑是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在解決國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以及進行國有股減持時,必須使流通股的持有者免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減持不能主要為了充實社保基金,而應側重於降低國有股的比重。
蕭灼基(經濟學家):有人擔心到2000點時,可能引發危機。但問題並沒在2000點時出現。2000點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好的作用。但是如果股市到了1000點,國有資產將縮水2萬億元,券商的代客理財業務將損失幾百億元的資金,並且損失的基本都是國有資產。證券公司破產可能會引發金融風險,股民的個人資產也會大量縮水!
要看到中國股市並不是漆黑一團,主流還是好的。如果推倒重來,那麼1萬億資金怎麼還股民,銀行貸款還是財政撥款?中國股市是要發展還是要萎縮?加入WTO後中國的資本市場是要開放還是要封閉?我們應該從實際出發規范股市,還是要按某種理論來規范?
必須明確,資本市場是建立市場經濟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對改革開放具有重要意義。對股市要正確地分析評價。政府對發展股市的政策必須堅定,不能搖擺。百家爭鳴是必要的,但要分清是非,要正確引導公眾,樹立公眾對資本市場的信心。
曹鳳岐(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中國證券市場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要肯定成績。股市還有很多問題,有些問題還比較嚴重,但必須發展市場。監管要考慮市場的承受能力,股市的每次震蕩都與政策有關。要完善各項制度建設,特別是法律制度的建設問題,提高造假的成本,樹立公正、公平、公開的市場經濟文化。
吳曉求(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目前股市信心受到嚴重損害,當務之急是穩定市場信心。10月22日國有股減持的暫停,股市交易印花稅的降低都是為了穩定市場信心。對證券公司增資擴股取消門檻限制監管部門積極建議性的態度要比只管查處的辦法更好。
非流通股的改革必須推進,但設計要縝密,制定過程中應充分討論,一定要實現公平性的原則。也要推進金融工具的市場化,像股指期貨等。進一步推進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券商壟斷利潤時代已結束,重組時代到來,商業銀行逐步滲入證券市場邊緣業務,中介機構業務要慢慢開放。
現在創業板推出的條件比兩年前要成熟,主要以美國為首發達國家經濟衰退,中國進入WTO,國門外聚集了巨大的資金。投機時代結束,投資概念開始回歸,加強對企業自身價值的研究。目前股市是缺乏信心,並非缺乏資金。
韓志國(邦和財富研究所所長):『推倒重來論』不是一個孤立的觀點。『早產論』、『賭場論』、『推倒重來論』是一脈相承並且有著內在邏輯聯系的逐次演進的論點。既然是早產兒,那就說明中國股市的建立不適應現實的國情;股市既然是賭場而不創造財富,那當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兩種觀點引申下去,也就必然合乎邏輯地得到推倒重來的結論,所不同的是直接說出結論。而以往只是相對隱諱罷了。
中國股市問題多,但板子不能打在市場上、投資者身上,根源在於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缺陷上。要解決這一問題,中國股市還須過三關。中國股市已經站在了市場經濟的門檻上,退一步前功盡棄,進一步海闊天空。面對WTO市場化、國際化刻不容緩。倒退的可能已經沒有了。這就必須過市場關、信用關、財產關。
市場關的核心是打通聚財、用財、生財的通道,解決有限資本往哪裡運動,運動中如何增值這一問題。中國資本市場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力量太強,市場力量太弱。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擠出行政權利、導入市場競爭機制、培育企業對政府的抗逆機制。
財產關主要解決好兩個問題———有人擁有產權最重要,誰擁有產權重要。關鍵是一定要走出資本模擬機制,全面導入資本機制。目的是讓財產關系成為社會關系的最基本關系,財產規則成為社會性的第一規則。
信用關要解決好四個問題,一是在構建社會信用的基礎建立信用社會;二是信用的道德約束和制度約束相結合;三是不僅要建立企業信用破產制度還要建立個人信用破產制度;四是更重要的是建立政府信用制度。
劉紀鵬(首都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討論的意義並不只在學術上澄清是非,而是要在實踐中影響決策層。事實上,誰的觀點佔上風,往往就制定什麼樣的政策,這不只關系到學者的理想,而是關系到資本市場穩定,國家經濟穩定的問題。
姚長輝(北京大學金融系副主任):看一個市場是否健康的標准不能從價格的高低來看,而應該從兩個渠道是否通暢來判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主要來自產業投資和項目投資的量,產業投資增加,效益增加,股票價格足夠高,就可以增發。現在A股一二級市場之間的渠道是通暢的。但是籌集到資金以後必須用於產業投資這個渠道不順暢,更多的資金返還到二級市場,這樣在二級市場累積到的資金越多就越有問題。必須用政府的調控來解決這個問題,如降稅的調整,降息的調控以及間接的調控。
企業的行為是理性的。如按常理項目淨現值大就應投資,就不應該分給股東,這樣大股東益處最大。但在目前上市公司股權流動不合理的情況下,大股東對再投資就不積極,因為他的成本已經收回,利益已經沒有了,所以就產生了『寄居蟹?模式。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使大股東的行為與企業的整體利益一致起來。
曹爾階(中國投資史研究會會長):巨額違規資金入市,將增大銀行的風險,資本市場天生就要與銀行爭奪貨幣,否則就無從發展。人們總認為,股市危險,銀行安全。但事實證明這是一種偏見。大量不良資產的存在使得銀行已不是萬無一失的避風港。藏富於民,也要散險於民。資本市場恰恰具有這樣一種職能。如果銀行直接投資股市,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不允許上市公司用貸款投資證券則未必可取。
賀強(中央財經大學證券研究所所長):股市是波動的,人為制定一個調整的指數的做法並不可取。中國的股市不是簡單地跌多少合理的問題,監管層監管不應著眼於指數的高低,而是應著眼於查處違規、違法問題。此輪股市暴跌所反映出的政策市效應再次引發了人們對政府職能以及監管思路的思考。高溢價發行是『萬惡之源?,上市公司同股不同權的問題也很嚴重,既有A股也有H股的公司就存在著利益侵佔的問題:一是外資侵佔,二而是紅利侵佔,三是股東權益侵佔。
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前一段股市下跌並不是政策的原因。1.人們對整個世界經濟的走勢有下滑的預期;2.市盈率偏高,香港專家來後,監管力度偏大;3.股市的健康發展,長期看是體制問題,背後是國有企業問題,需要依賴體制的創新。4.不監管不得了,監管過度也不得了,要跟中國股市的現實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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