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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12年樓市推出限購政策時,各界一片譁然:怎麼能出這樣的政策?而時光流轉到2014年,各地相繼取消限購政策時,各界卻再次驚呼:取消了怎麼可以?當前,這種“政策糾結症”相繼顯現。筆者以爲,這是和經濟“新常態”的訴求相牴觸的,需要校正。如果政策糾結症得不到化解,股市走牛就會困難重重。
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央政府推出兩年半時間投出4萬億元的計劃,但人們扔擔心投資不足;待危機過去之後,一部分人開始聲討4萬億元投資帶來的種種弊端,矛頭直指貨幣供應,謂之超發。這些人將4萬億元投資的積極作用避而不談。
再如,2013年6月份爆發所謂的“錢荒”。在苗頭初現之時,央行密切觀察但未予干涉,各界呼籲趕快增加貨幣投放以幫助金融機構度過危機。可是,在央行及時出手干預之後,又有人指責說,流動性過剩了。
股市上也有這樣的例子。比如新上市企業的業績問題。此前,監管層將擬上市企業的業績要求提得很高,各方均發聲稱“這些事不該監管層”管。而最近監管層淡化對IPO公司業績的要求,但輿論又稱這些公司是“史上最差一批新股發行”。投資者詬病這些公司的理由是,在拿到批文的12家新股中,有7家公司淨利潤出現了同比下滑,最多的下滑將近34%。
以上種種即是政策糾結的各種代表案例,其實質是政策機會主義,需要時千求百求,不需要時一腳踢開。對所謂“負面效果”完全歸結爲政策原因,對政策橫加指責,完全不顧市場實際。
筆者以爲,出現這種政策糾結症狀是緣於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缺乏認識所造成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到中國平穩度過,這一時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前期。從今年起,決策層正式啓用新常態這個提法。
今年5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新常態”第一次出現在決策層的講話中。
7月29日,在中南海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習近平再次提到“新常態”,“要正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該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呢?《人民日報》在8月初對“新常態”進行了詮釋: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
股市也如是。證監會去年以來堅持“簡政放權、放松管制”的原則,實行放松管制和加強監管的有機結合,陸續取消了多項行政審批項目。在證監會等部門的推動下,未來《證券法》將對擬上市公司連續盈利和退市制度中連續三年虧損等做出修訂,將更多的權利和選擇交給市場。
總之,市場中充斥着的政策糾結,是中國經濟轉型中必然會出現的現象。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市場化,隨着市場被賦予更多的權利和選擇,各階層、機構和投資者將逐步適應這種“新常態”,政策糾結就會極大的減少。而股市在度過糾結期之後,就會踏上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