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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進一步完善個人與企業信用基礎信息數據庫,奠定發展普惠金融基礎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發展普惠金融”,今年兩會期間,圍繞如何踐行普惠金融、實現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一些代表、委員及業內人士分別從不同角度就此發表了看法。
“所謂普惠金融,就是能夠有效、全方位地爲社會所有階層和羣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主要任務是讓列於正規金融體系之外的農戶、貧困人羣及小微企業,能及時有效地獲取價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務。”在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總經理、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董事長李國華看來,普惠金融具有四層含義,即服務對象的包容性、服務產品的全面性、服務方式的便捷性以及日益被重視的“經營模式的商業化和可持續性,而並非政策性或扶貧性”。
在經歷了幾次理念轉變之後,“關注普惠金融的商業可持續性”成爲業內人士的一致聲音。永隆銀行董事長馬蔚華表示:“普惠金融並不排斥商業化運營。以向弱勢產業、地區和羣體提供金融服務爲宗旨,同時追求金融機構等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成爲普惠金融發展的目標要求。”
事實上,在普惠金融模式下實現商業可持續依然是世界性難題。我國不少金融機構在這一領域進行了長期探索和實踐,取得了一定進展和有益經驗,都仍然面臨着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方面,農民、個體經營者和小微企業主等普惠金融服務主體往往缺少規範的財務報表、足夠的交易信息,交易對手或上下游情況也大多不固定,太多的不確定性使得銀行和客戶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難以採用傳統的信貸技術,制約了信貸投放的準確性;另一方面,小微企業主以往獲得的信貸支持較少,且很多農戶可能從未辦理過貸款業務,缺少足夠的信用基礎數據積累,加大了銀行貸款的不確定性及風險係數。
與此同時,因普通農戶、小微企業的資金需求較小,大多集中於幾萬元、幾十萬元的數額,而發放這樣一筆貸款,其貸款調查環節相比大額貸款並不簡單甚至更繁瑣,由此帶來銀行服務成本高企,挑戰銀行盈利能力。另外,因普通農戶和小微企業客戶羣體一般都缺少足夠的抵質押物,也沒有資產積累,再加上農業自身存在的天然弱質性,一旦發生自然災害和其他風險,銀行將缺少足夠的補償風險的手段和能力,這對銀行的風控水平發起了挑戰。
在普惠金融成本高、風險大、收益低的現實情況下,如何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促進普惠金融服務供給增加成爲業內關注的重點。對此,馬蔚華認爲,應給予普惠金融合理、適度的政策引導和支持:“亟須建立一整套普惠金融服務的長效機制,通過強化政策扶持來調動金融資源支持普惠金融方面的槓桿作用和正向激勵,讓願意幹、有能力的金融機構有動力、能安心地去從事普惠金融服務。”
他建議,首先,應對銀行發放涉及普惠金融的貸款在信貸總量調控、風險權重、不良貸款容忍度和壞賬覈銷等方面實施更加差異化的支持政策,更加充分有效地發揮銀行信貸的主體作用;其次,鼓勵和引導小貸公司、村鎮銀行等機構發揮更爲重要的作用,允許運營狀況良好、風險管理能力較強的機構在資本市場發行金融債或專項融資工具,以幫助其建立可持續的融資機制;同時,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增強創業板、新三板和區域股權市場對小微企業的培育和扶植力度;另外,要規範民間金融,引導其在普惠金融中發揮作用。
除此之外,因普惠金融的基礎是“普惠信用”,業內專家認爲,我國應借鑑國外有益經驗,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進一步完善個人與企業信用基礎信息數據庫,以最大程度地減少金融機構和客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奠定發展普惠金融的基礎。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同時指出“讓金融成爲一池活水,更好地澆灌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之樹。”對此,業內專家認爲,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服務的門檻,延伸了普惠金融服務的深度和廣度,更有業內人士稱之爲“最具普惠性、覆蓋面和滲透率的金融創新”。
“互聯網金融並不是簡單地把金融產品平移到互聯網平臺,其最大意義在於利用互聯網技術手段降低金融服務成本,提升服務效率,提高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增強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使邊遠地區、小微企業、社會低收入人羣能夠享受到價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務,讓人人都享有平等的金融權利。”郵儲銀行副行長徐學明對此表示,傳統銀行業應用積極的、正面的心態和眼光看待互聯網金融,認真總結並學習互聯網金融所創造的普惠金融經驗。
對此,馬蔚華也表示,一方面,應鼓勵互聯網企業和金融機構,利用互聯網技術創新金融服務方式,滿足社會各階層消費者特別是弱勢羣體各種不同的金融需求,爲規範的創新和發展提供空間;另一方面,也要完善相關的金融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