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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收入增長和生產率不“同步”,源於“重積累輕消費”
提低、擴中、控高、透明,調節收入分配的結構
遏制不合理或非正當的高收入
實現中低收入者收入較快增長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制度,促進共同富裕。收入分配關系著百姓的“錢袋子”,2013年前三季度,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9.5%,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同比增長12.5%。可不少人還在問,為什麼自己的工資總趕不上物價上漲的腳步;為什麼做同樣的工作,自己的工資卻沒有別人高?
收入增速為何跑不贏GDP
【數據】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從1978年開始年均增長13.4%,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7.4%。但在過去35年,我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年均經濟增速高達9.8%,高於人均收入2.4個百分點。在居民收入增速落後於GDP增速的情況下,居民收入佔整個GDP的比重在下降。
“2006年,我一月的工資只有1800元。7年過去了,我的工資漲到了3800元,翻了一番。但比較起來,油鹽醬醋等生活必需品也在漲,生活成本提高了不少。”43歲的河南周口人劉國寶是一名電焊工,和老婆、兩個女兒一起在上海生活了7年。跟7年前相比,他並沒有感覺自己的購買力有明顯的提昇。
一般認為,如果居民收入增速能夠跑贏GDP,說明居民能夠很好地分享經濟飛速發展的成果;如果居民收入能夠跑贏CPI,能夠說明居民的收入沒有貶值。相比收入增速跑不贏GDP,更多人對收入增速沒有跑贏CPI的感觸更深。
收入增長和生產率不“同步”,很大程度源於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重積累輕消費”的思路。客觀地說,讓勞動生產率增長超過勞動報酬增長,在特定階段有助於積累,進而為投資、發展提供堅實基礎。但由此也造成隨著財富蛋糕的不斷做大,勞動者獲得的份額反而相對下降。
居民收入增速過低的影響不小。收入增長過慢會抑制居民正常消費,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利於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消費跟不上,投資就可能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造成產能閑置甚至過剩、產品積壓、效益下降等問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提出,要“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這就要求既進一步做大社會財富的蛋糕,為居民收入增長提供基礎;也要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更加注重向居民收入方面傾斜,尤其是要構建更加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分好社會財富的蛋糕。
2012年2月,國務院批轉發改委等部門《關於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若乾意見》的通知中提出,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收入分配秩序明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趨於合理。力爭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可以預見,未來收入分配改革將有較大突破。”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
民富優先,破題改革
【數據】來看一組財政收入的數字。2013年1-9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98389億元,同比增加7801億元,增長8.6%。其中,中央財政收入46813億元,同比增長4.5%;地方財政收入51576億元,同比增長12.7%。
錢多了,老百姓如何拿到這些錢?社會財富蛋糕能否公平分配?
“實現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要以做大‘蛋糕’為基礎,也要以分好‘蛋糕’為手段。”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看來,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應當更加注重向居民收入方面傾斜,“簡單而言,應通過提低、擴中、控高、透明的八字方針來調節收入分配的結構,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能夠盡快得到較快增長,提高他們對商品購買的支付能力,從而擴大消費。”
“收入分配改革不僅要讓老百姓手裡的錢增多,另一方面還要加大保障。”國家發展改革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認為,居民收入增加的關鍵要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一方面,要做好居民收入的“加法”,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收入分配格局中補“欠賬”;另一方面,也要做社會保障體系上的“減法”,讓群眾享受公共服務少掏錢,間接幫助居民收入跑贏GDP。當居民收入增幅足夠給力、到位的時候,人們對於“物價增長”的擔懮,也就自然逐步化解了。
遲福林建議,應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指標應當具體化;另一方面,應當致力於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構建“橄欖型”社會,形成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有利於支橕經濟年均7%左右的中速增長、奠定“橄欖型”社會結構,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趨勢。理想的狀況是,中等收入群體爭取到2020年達到40%,人口規模從3億擴大到6億左右。
對於如何解決收入分配的“老大難”問題,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認為,一是把已有的政策貫徹落實好,二是在財稅體制改革方面取得一些新的突破,這樣就有利於把整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步步往前推進。
“像能源、煤炭、石油、鐵礦石價格大幅度上昇的財富能夠用稅收的方式回歸國家,然後國家把它用來提高老百姓收入,貧富差距自然會縮小。”張燕生指出。
“要加快建立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最重要的就是讓農民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無論是對土地流轉還是農民增收,這一提法都是積極的政策信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說。
改革背後,公平是根本
【數據】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最新發布的一項薪酬報告顯示,目前,反映社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逼近0.5的警戒線。從社會階層來看,中國收入最高的10%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的65倍。報告直指部分行業工資上漲過快,除企業高管與農民工工資收入差距最大、達4553倍外,企業內部近五年來高管工資增幅明顯超過普通職工工資增幅。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
“如何做到公平?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機會公平,通過機會的公平來實現收入大體的循序化。”在張燕生看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根本之意,是要遏制通過不合理或非正當手段獲取的高收入,建立起點公平、機會公平、制度公平的社會環境,激勵人們用汗水發財致富,而不是通過尋租。
“這就要求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真正讓市場機制起作用,讓市場機制做到公平、非歧視、透明。”張燕生補充道,政府改革最核心的是職能調整,簡政放權,把市場和社會能夠承擔的職能交回給市場和社會。
“在准公共產品領域,政府可乾可不乾的事情,要是不乾的話,政府可以節約一大筆公共財政資源,這筆錢可以用於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包括社會保障,如基本住房、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和基本教育。”張燕生說。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就收入改收入。”遲福林認為,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初次分配應當在調節國家、企業、居民大分配格局上有所作為。要對中小企業減稅,把就業問題放在優先位置,並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調整勞資關系,創造收入上昇的空間。在再分配領域,政府應當通過壓縮行政開支,確保到2020年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總體實現。
“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關系分配過程中,進一步增加居民分得的份額。財政份額先多收,如果取之於民,大部分用之於民生建設,最終三者的分配關系肯定是合理的。其次,在初次分配領域中,讓資本勞動的份額更多地向勞動傾斜;在二次分配中,通過稅收等獲得的財政收入更多的份額用於民生社保,並使之制度化、規范化,形成一個逐漸提高的趨勢。”蘇海南表示。(本報記者 邱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