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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貿區的設立不僅僅是上海的開放,而是整個國家的戰略,意在用開放推動改革。圍繞上海自貿區配套的金融改革問題,記者專訪了本報專家委員會委員、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博士。
記者: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一直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中備受關注的內容,也是自貿區的試點方案中最受期待的改革之一。對資本項目開放的節奏和尺度,目前爭議較多,此時將其納入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是基於什麼考慮,有哪些益處?
連平:當前加快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步伐已是大勢所趨。我認爲這來自於四個方面的改革需求。
一是國內居民和企業對外投資的需求不斷擴大。近年來,隨着我國A股市場環境的震盪起伏,公募基金整體賺錢效應逐漸減弱,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開始將目光投向海外投資市場。與此同時,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快速發展。2012年,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同比下降18.3%的情況下,中國境內投資者的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28.6%。隨着國內居民財富的增長,個人對外投資包括設立企業、收購兼併、投資房產和金融資產的需求與日俱增。不斷增長的全球資產配置需求催生了進一步放開資本和金融賬戶管制的需求。
二是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和規範管理的需要。實踐證明,一國經常賬戶一旦實現可兌換,資本賬戶管制就有可能形同虛設,資本管制的效力就會逐步減弱,因爲部分資本可以通過經常賬戶“曲線”流入。近十多年來,我國的情況也可以說是個典型的案例。今年1至5月,在美日歐等海外發達經濟體終端需求弱復甦的大背景下,中國對香港出口(主要是轉口貿易)增速依然高達57%,就有可能是部分海外資本借道香港轉口貿易流入國內。這種“灰色”資本流入往往走經常項下,不易對其進行監測和管理。若適度放開資本和金融賬戶管制,資本進出有了正規渠道,部分資本流動就有可能從“灰色”走向“陽光”,不僅經常賬戶“失真”現象得以部分緩解,而且有利於增加資本流動的透明度,有助於對資本流動進行規範管理。
三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需要。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已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鑑於以美元爲核心的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可能在可預見的歷史時期內加以根本改變,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唯一有利於我國的改革方向,因此我國長期內應堅定不移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目前人民幣已經實現了在雙邊貿易和投資中的清算結算,但這僅是較低層次的國際化。未來應使人民幣逐漸成爲國內外企業和個人在各類交易中廣泛使用的貨幣,並朝主要儲備貨幣的目標邁進。但人民幣資本和金融賬戶不可兌換卻會成爲其國際化的主要障礙,很難想象一個主要國際貨幣無法進行自由兌換。爲使人民幣穩步發展成爲國際貨幣,當前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在資本和金融賬戶的可兌換就十分有必要。
四是平衡國際收支,減輕貨幣迴流壓力的需要。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受資本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2012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由升值預期和市場壓力很大到貶值預期和市場壓力很大,之後又回覆到前者,經歷了少有的跌宕起伏,而在此期間出口的實際變化卻並不大。國際收支順差的推手是資本流動和資產本幣化與外幣化,而影響資本流動和資產幣種形態變化的主因是投資收益差、利差和匯差,其中以前兩者爲主,後者爲輔。未來一個時期,鑑於我國經濟增長依然會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國內融資需求較大情況下市場實際利率依然偏高,資本仍然會以流入爲主,人民幣匯率仍會承受升值壓力。針對這一情況,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應進一步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放寬資本流出渠道,促進資本流出,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自貿區內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的先行先試可以說是我國金融改革方面的一大突破,也意味着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朝市場化方向將邁進一大步。自貿區內人民幣資本和金融賬戶可兌換的實踐,必將爲人民幣可兌換的整體改革帶來可供借鑑的經驗。由於金融服務有着無形貿易所具有的自由流動的特點,屆時人民幣資本項目下開放的影響,將不可能僅侷限在自貿區範圍內,該試點的實施會給我國相關金融改革帶來巨大的推動作用,繼而也會進一步推動商業銀行經營模式與金融監管等諸多方面的改革轉型。
記者:在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誘人的前景背後,也隱藏着不少風險。您怎樣評價其風險?
連平: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仍應審慎推進,應當高度重視系統性風險。從外部環境看,歐債危機尚未結束,國際金融市場依然動盪不安,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依舊低迷,全球流動性氾濫,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仍有危險。從內部來看,國內金融體系包括金融機構和市場的風險承受能力仍有待進一步檢驗和提高,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尚需時日;若推進步伐過快、資本大進大出可能會給金融體系帶來較大風險和壓力。
尤其是資本和金融賬戶可兌換步伐的加快,給我國經濟帶來了一個新的系統性變量,由此可能蘊含形成系統性風險的誘因。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大量資本流入境內,外商直接投資(1983年至2012年累計爲1.3萬億美元)、外匯佔款(截至2013年6月爲27.4萬億元)、外匯儲備(截至2013年6月爲3.5萬億美元)和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等相關數據都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對於一個擁有大量外來投資的經濟體來說,未來的風險顯然不是資本的進一步流入,而是一朝迅速撤離。我國一句很形象的比喻是“水落石出”。一旦資本大規模撤出我國必然帶來人民幣資產價格暴跌,股市、債市、匯市和房市都將承受巨大下跌壓力,這可能就是人們近年來一直關注的所謂系統性風險的突出表現。
在人民幣資本項下不可兌換的條件下,資本外流受到衆多限制,資本大規模迅速流出很難成爲現實,而人民幣資本項下實現可兌換後的情況正好相反。國際經濟中存在的一個現象很符合經濟學邏輯:當一個發展經濟體經濟快速發展同時政策走向開放時,國內對於資本的需求和高投資回報對境外資本的吸引,會同時推動該經濟體資本流入相關管理政策和制度放鬆,我國長期實施並不斷加強利用外資優惠政策即是個十分典型的例子。當這類經濟體經濟高速成長之後,很自然地又形成了投資多元化、分散風險和過多資本流入壓力的需求,從而又推動資本流出相關管理政策和制度放鬆,過去亞洲和拉美的一些新興經濟體曾經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演進。隨之而來的將是系統性風險的明顯增大。今天的中國也正處在這樣的階段,我們要做的就是控制好系統性風險,避免出現災難性後果。這就需要資本和金融賬戶可兌換推進慎之又慎。
記者:如何有效控制資本和金融賬戶可兌換的風險?
連平:首先需要協同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和資本賬戶可兌換改革。利率、匯率市場化是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應快於資本和金融賬戶完全可兌換,或至少是同步。如果在利率與匯率依然存在管制的前提下全面開放資本和金融賬戶,就缺乏資金和貨幣價格的調節機制,這無異於向國內外投機者大開機會之門,從而造成國民財富的重大損失。在當前利率、匯率市場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保持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特別是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十分必要。
其次是形成資本和金融賬戶基本可兌換的制度保障。一是應從謹慎原則出發,合理設計資本賬戶和金融賬戶資本流出的相關制度安排,逐步放開金融賬戶中證券投資的資本流出流入的限制。二是應有機地協調好資本管制和匯兌管制。在匯兌管制十分嚴格的條件下放開資本管制意義不大,而風險較大的就在於資本管制的放鬆。因此匯兌管制的放鬆可在前且步伐大些,資本管制步伐可慢些,更謹慎些。三是在資本和金融賬戶貨幣可兌換推進過程中,尤其應關注銀行體系相關管理制度的設計和安排,因爲跨境資本流動和貨幣兌換活動基本都通過銀行來展開,商業銀行在這方面的制度和流程的針對性安排應當是金融機構宏微觀審慎管理不可缺少的內容。這也是一些亞洲和拉美國家從金融危機中得出的重要經驗教訓。
第三是形成干預能力保障。干預能力保障即是當局應保持充足的外匯儲備,以有效應對市場發生的動盪。從部分發展中經濟體的教訓看,外匯儲備的匱乏導致的市場干預能力不足也是資本外逃的重要原因。我國自2005年匯改以來外匯儲備總量迅速攀升,現已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擁有國。國內有關外匯儲備是多了還是不多的討論此起彼伏。但2012年以來,隨着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的明顯改善和經濟增速逐步放緩,外匯儲備已基本結束了高速增長的趨勢,進入了高位波動的階段。未來隨着資本流出步伐的加快,不排除總量會有小幅下降的可能。爲保證資本和金融賬戶可兌換進程中當局擁有強大的市場干預能力,並給市場帶來穩定的預期,未來我國仍應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同時要合理安排好資產結構和期限結構。
記者劉紅
標籤:兌換賬戶商業銀行大規模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