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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給紅包是中國的傳統習俗,紅色顯得喜慶,“壓歲”又與“壓祟”諧音,再包上點錢,裏子面子都有了。但是近年來,紅包卻越來越成了人們過年的負擔,春節變成了“春劫”。
在37歲的上海白領顧怡華的記憶裏,當自己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收到的紅包一個5元左右,每次都回家交給父母存在一個肥豬儲蓄罐裏,由長輩決定壓歲錢是買文具或是買零食。“時過境遷,親友之間拜年,給別人的孩子發紅包成了很重的負擔,實在承受不起。”
紅包作爲一種傳統,本意是爲了給晚輩帶去新年的祝福。清代吳曼雲在《壓歲錢》中寫到,“百十錢穿綵線長,分來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談簫價,添得嬌兒一夜忙。”可見古人的壓歲錢是給晚輩買點爆竹、玩具零用,壓歲錢和“鉅款”是沾不上邊的。
同時,古人是以鄉村家族羣居爲主,都是一家人,往往是有錢的多給,沒錢的少給。而且隨着紅包的你來我往,經濟賬基本也能做平,對大家的經濟壓力也不大。
但是,隨着人們收入的提高,紅包的“價碼”也在與日俱增,很多人將感情的深淺與紅包的厚薄掛鉤。這樣一來,多數人出得多入得少,喜慶的背後失去了經濟的平衡,美好的民俗變成了沉重的負擔。
有網友坦言:“紅包膨脹太快了,不僅追上了自己的收入增長,更追上了CPI,孩子之間也相互攀比,感覺紅包有點變味了。”
更需要警惕的是,現在紅包甚至演變爲腐敗的工具——名義上是包給小孩的紅包,實際上是曲線給家長“好處”。一位退休幹部說,以前春節時孩子甚至能收幾萬元的壓歲錢。
在“變味”的紅包下,少有人會成爲受益者。要跳出這個怪圈,既需要觀念的改變,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動。
在理念上,不妨參考香港人的經驗。香港人程小姐告說,新年開工時,上司、老闆都會派送開工“利是”,金額一般在10港幣到20港幣,多的也就一兩百港幣。親朋好友間紅包的金額會大點,不過幾十港幣也很正常,有錢人才會給幾百港幣。“因爲每個人都會收到紅包,然後就用拿到的紅包來派。”這種不包大紅包的習俗,人人沾喜氣的同時,也不造成大家過多的負擔。
中國民俗學會理事田兆元認爲,紅包“異化”起初適於一種從衆心理,後來變成了攀比風和“面子”問題,甚至成了某些領導幹部收受賄賂的一個路徑、一種藉口。不能讓春節紅包變成變相腐敗的工具。在全社會倡導紅包“瘦身”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