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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轉方式是否必要而緊迫?
即使在近期穩增長的背景下,轉方式也刻不容緩
對於當前的中國經濟來說,轉方式是否必要而緊迫?
轉方式是中國繼60多年前社會制度轉型、30多年前經濟體制轉軌之後決定現代化命運的又一次重大抉擇,關系到我們能否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即使在近期穩增長的背景下,轉方式也刻不容緩。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曉晶講起了這樣一段歷史: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從戰後的快速增長一下滑落至2%,當時的美國政府出臺多種措施鼓勵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益的增長,結果美國經濟自1983年起大幅回昇。同樣在上世紀70年代初,當時日本經濟已高速增長了20年,但由於缺乏創新活力,技術多停留在模仿層面,結果在國內外一系列衝擊下,經濟增速從9.4%以上猛降至70、80年代年均4.2%的水平。
“這段歷史發人深省,它說明兩個道理。”張曉晶說,其一,日本的教訓表明,不能因為穩增長而忽視轉方式,不轉、慢轉,速度也會掉下來。其二,美國的經驗表明,轉方式有利於穩增長。轉方式不僅是挑戰,也會創造出巨大需求,如果將淘汰落後比作“減法”,那麼,通過結構調整創造出新需求就是做“加法”,通過技術進步、管理創新帶來效率和產品附加值提昇就是做“乘法”。
在這方面,廣東東莞的感觸尤為深刻。東莞是靠大量代工制造的加工貿易起家的,國際金融危機讓這個外貿依存度高、產品附加值低的城市“中槍受傷”,2009年GDP僅增長5.3%。東莞咬牙走上了加工貿易轉型昇級之路,增加加工貿易企業研發設計、品牌、內銷總部等要素環節,將“生產車間”轉變為“企業總部”。如今,東莞的專利申請和專利授權分別居廣東省第二、第三名,連東莞生產的鞋的出口價格都比2008年提高了170%多。東莞人堅信,東莞具備重新崛起的後勁,GDP遲早會回來的。
“從發展目的看,轉方式一樣能實現穩增長的初衷。”王一鳴說,以人為本是增長的最終目的,如果有好的經濟結構,即使速度低一點,也會由於服務業比重較高而能吸納較多的就業,也會由於消費比重較高而使百姓福利明顯增加。
以上海為例,近年來,上海GDP增速從全國領先變為全國墊底,但由於服務業已成為“第一主角”,就業人數佔比近60%,因此雖然速度下來了,但就業彈性系數上去了,從“十五”末的0.23提高到現在的0.4以上,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就業增長的百分點更多了。上海人說,一路狂奔,不利“健康”,“慢”一點,也能走好走穩。
三問:明年轉方式應如何著力?
優化需求結構,昇級產業結構,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
明年轉方式、調結構應在哪些方面著力?
專家認為,明年應當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大轉方式、調結構的力度。
“應加快培育一批拉動力強的消費新增長點,積極發展網絡購物等新型消費業態,最重要的是要調整收入分配,加快制定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張曉晶說。
這也是“網購達人”於夢溪的關切:“我曾經在一家小網店買過海外代購的襯衫,居然連前後的條紋都對不齊,明顯是假的。政府應該在提昇網購誠信環境方面多下點功夫。”
優化需求結構,還應促進投資穩定增長和結構優化。時下,北京全市養老院有床位8.2萬張,而實際需求高達12萬至15萬張;在廣州,機動車保有量與停車泊位之比約為1?0.4,每天都有數十萬輛車找不到停車位。“這些現象在全國許多地方都存在。應當鼓勵社會資金參與投資建設養老院、停車場等有利於改善民生的項目。”王一鳴說。
應鼓勵科技要素和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推進產能過剩行業兼並重組、扶優汰劣,發展現代物流、研發諮詢等生產性服務業。
城鎮化是我國最具潛力的內需所在,據測算,一個農民轉化為市民,消費需求將增加1萬多元。然而,目前近7億城鎮人口中有2億多進城農民工還沒有“市民化”,只是由於統計口徑的原因,在城鎮連續居住超過6個月便被統計為城鎮人口。“城鎮化不等於蓋高樓、建廣場,只有讓這些農民工住上廉租房、獲得醫療保障、孩子受到和城裡孩子一樣的教育,他們纔不會勒緊腰帶,纔會釋放出可觀的消費需求。”王一鳴說。
中國經濟正在萌發“質變”。
中國經濟還將繼續轉身。(記者田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