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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居者
蔡珠祥和張蓮好分開了,1700萬也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張蓮好和一雙兒女各一份。2007年底,蔡珠祥在布吉買了一套房子和女朋友同住,小區裡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精瘦、有些駝背的老人;至於張蓮好,誰也不知道她現在哪裡。
多數蔡屋圍村民選擇了物業補償回遷,1-2套120多平米的大戶型+10多套40多平米小戶型的“組合”。位於蔡屋圍的京基金融公寓,1755戶住戶中,業主300多戶,租戶1400多戶。而這些業主幾乎都是蔡屋圍村被拆除的108棟樓的原村民。他們住在大戶型的公寓中,大戶型集中在一棟新樓中,位置好、戶型大。羅阿姨家物業補償建築總面積720平米,2006年拿到了一層的拆遷補償金144萬元,餘下面積換取了一套107平米的三房兩廳和13套33-44平米的一房一廳。目前小戶型全部用於出租,每月租金總額約4.5萬元。村裡其他人跟她家情況差不多,也有村民一家擁有超過20套房產的。
還有一幢新開發的寫字樓產權屬於蔡屋圍村股份公司,如此村民的分紅就更高了。村股份公司組建物業公司對寫字樓進行管理,村裡不少年輕人在物業公司裡面工作。盡管每個月的工資僅僅夠汽車的油錢,但是他們仍舊很樂意去“上班”。無疑,這些村民已經成功躋身富翁行列,但是幾乎所有村民都對記者的采訪有些避諱。羅阿姨面露難色:“大家都以為我們發財了,其實我不想做富翁,就想安安穩穩過日子。”
如果按照產權補償的方式,蔡珠祥家708.3平方米的總建築面積,按照均價3.5萬元/平方米計算,保守估計目前的市值總額超過2400萬元。
但是,如果僅僅是如果。
有村民提出,蔡珠祥和張蓮好之所以堅決選擇現金補償的方式,抗爭了整整一年多時間,原因是兩人作為夫妻早已貌合神離,而現金補償給了大家更方便分割財產的方式。也許是巧合,現在的蔡珠祥和張蓮好確實分開了。1700萬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張蓮好和一雙兒女各一份。
蔡珠祥和張蓮好更換了電話號碼,和村裡人沒了聯系,因為釘子戶行為拖延了工期,也就推遲了大家回遷的時間,他們成為全村“公敵”。蔡珠祥曾和別人說,張蓮好沒有再買房,而是租住在濱河新村。這是一個建設於上世紀80年代的“老”住宅區,離蔡屋圍很近。但是,記者通過物業管理處和社區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張蓮好的租賃信息。有一種可能,張蓮好已經更換了住地,在連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還有一種可能,張蓮好用了別人的名字租下了濱河新村的住宅。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氣,打開瓶蓋就消失了,誰也不知道她現在哪裡,她生活得怎麼樣?
2007年年底,蔡珠祥在布吉買了一套三房兩廳131平方米的房子,購房和裝修總價約200萬元。他清晰地記得那時候的房價是9400多元/平方米。目前,他和女朋友同住,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社交圈子也越來越小,在蔡屋圍老村外,他很難找到與自己有著相似背景和共同語言的人。“跟外面的人聊不來”,蔡珠祥的普通話不好,說起來很費力。每天,他6點起床,然後下樓散步,8點買菜回來,順便帶一份報紙,9點吃早餐、看新聞,瞇著已經老花的眼睛逐頁閱讀報紙,午飯後午睡,下午要麼看碟要麼下樓打會兒麻將。小區裡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精瘦、有些駝背的老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名噪一時的“天價釘子戶”。平日裡他很少出門,“我也沒有啥可以去的地方,呵呵”,蔡珠祥說,難得去香港找到那些熟悉的小餐廳,吃吃久違的味道,是他一段時間裡最幸福的時光。由於女朋友暈車,他們幾乎沒有旅游的安排。蔡珠祥至今沒有買車,他說自己不需要,也沒有想去的地方。
他不知道兒子和女兒現在的工作是什麼,最牽掛的人是年幼的小孫子。他時常還會想起做釘子戶那段轟轟烈烈成為公眾焦點的時候,時常拿出那本記錄著各個媒體記者電話的小本來反復摩挲。對未來,他說沒有什麼想法,平安過一天就是一天。“我怎麼可能回蔡屋圍呢?我在那裡沒有房子了,別人也不歡迎我。”說到這兒,蔡珠祥很是無奈。
和蔡珠祥一樣選擇住在“外面”的人幾乎沒有,村裡人因為物業補償,回遷還是住在一起,他們普遍對現在的生活比較滿意。回遷入伙時,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樓驚呼:“每天爬樓怎麼吃得消啊?”當搭乘電梯“回家”後,這個村民感嘆道:“坐電梯還是比爬樓梯舒服啊!”拆遷前,有車的村民很少,李先生是村裡之前為數不多幾個有車一族,車子在村裡只能亂停放,車身被刮、玻璃被砸是經常的事情。現在,幾乎每家都購買了私家車,車庫中幾乎看不到20萬以下的車型,很多家都有兩臺以上的汽車。老村民蔡叔聽人說,蔡珠祥曾經在去年通過中介想買蔡屋圍的京基金融公寓的房子,搬回來跟原村裡人一起住,“但是,怎麼可能有人賣房子給他?他當釘子戶是出名了,但是當時是得罪了全村的人。”
生活環境變化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卻沒有什麼改變,初一、十五,村民們會在集中地指定空地燒紙拜祭,老人中心幾十個麻將桌每天都很熱鬧。蔡叔樂呵呵地說:“原來是一家一棟,現在是樓上樓下,還是那些人。”一花一世界,一村一天堂。他們有著價值千金的物業,有著每月數萬元的穩定租金收入,但是他們都感覺自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走出大廈後快節奏的城市節奏,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適應的,於是雖然舊改已經將蔡屋圍村從深圳版圖上抹去,但是他們仍舊習慣只和村裡人來往,對同族人身份認同而懷念。
現在,蔡珠祥仍舊肯定地表示不後悔當初的選擇,“當時有當時的情況,我本來以為自己會客死他鄉,現在能夠在故鄉安度晚年,我已經很慶幸、很安心了。”
無論是選擇偷渡的冒險,還是建房時戶型的選擇,又或者是拆遷時選擇的賠償方式,每一次蔡珠祥夫婦都沒有“隨大流”,都沒有安分地等待命運的安排,都顯得那麼特立獨行。但是,命運好像給這對勇於冒險的夫婦開了玩笑,每一次選擇他們好像都處於“下風”。
是命運嗎?誰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這一切發端於1972年,那個勇敢的年輕人走出家門,偷渡香港的那一刻。那時候,他還是個強健的年輕人,充滿夢想,現在他只是個老人,只想安度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