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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國國務院委託,國資委主任王勇24日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關於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情況的報告》時指出,中國國企改革仍處於過程之中,還面臨體制、機制、結構和歷史等方面的諸多難題。
在20世紀末中國國企最爲困難的時期,全國約有2/3國企處於虧損狀態。在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大力推動下,國企進行了改革脫困“三年攻堅”。從1998年至今,中國已有5010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和資源枯竭的礦山有序退出了市場,並完成了從中小企業層面和一般生產加工行業退出,使國企的戰線大大收縮、佈局結構得以優化。
據統計,在中國的39個工業行業中,有18個行業國企總產值佔比已低於10%,而上榜《財富》世界500強的中國國企則從2003年的6家增至今年的54家,呈現出迅速壯大的發展態勢。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一鳴指出,國企改革是爲了更好地與市場經濟體制兼容,但因歷史沿革、體制機制和認識不足等諸多原因,還有很多難題有待破解。
以國企的企業制度爲例,目前中國90%以上的國企已完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由中央部門管理的央企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也由2003年的30.4%提高到2011年的72%。但王勇坦言,國企改革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還有相當差距。
比如一些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國企和50家央企進行了規範董事會試點,但目前對董事會的考覈和外部董事的選拔、任用和評價機制還不完善,國資監管機構、董事會和經營管理層之間的關係還需要進一步理順。
同時,國企經營者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依然存在,市場化選人用人和激勵約束機制還沒有形成,一些國企存在重發展輕改革、重速度輕效益的傾向,對突破改革重點難點問題有畏難情緒,重點領域改革進展相對遲緩。
王勇指出,國有企業目前大多仍分佈在傳統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比重比較低。一些行業產業集中度較低,資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競爭能力不強,重複建設、惡性競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
同時,與國際先進企業相比,國企研發投入強度還比較低,不少核心關鍵技術仍受制於人;國企跨國經營指數遠低於國際水平,缺乏與國際化經營相適應的高素質人才隊伍,一些企業境外經營風險意識不強,境外重大經營風險和資產損失時有發生。
與外企和民企不同,中國的國企還面臨着歷史遺留的社會負擔問題。許多國企仍有自己的學校、醫院甚至派出所,這被稱爲“企業辦社會”;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職工進入國企工作後,企業就負責職工工資、看病、養老等。
王勇介紹說,目前中央企業還有醫院、學校和管理的社區等辦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對這些機構的費用補貼每年多達幾百億元;中央企業現有離退休人員523.6萬人,還有困難職工等100多萬人,企業爲此需要承擔大量管理和其他負擔;廠辦大集體改革難度加大,解決國有企業廠辦大集體問題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
“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已經剝離了大部分企業的社會職能,但各種長期積累的離退休人員管理、困難羣體幫扶等負擔還是很重的。”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說,“這些問題不解決,國企就難以‘輕裝上陣’、公平參與市場競爭;若爲企業卸掉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還會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