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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由於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逐步波及至歐洲、亞洲等主要經濟體,引發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衰退。歐元區作為單一貨幣下不同國家競爭力差異明顯的經濟體,難以有效統一的集中控制風險,歐債危機繼美國金融海嘯之後更塵囂於各大媒體之上。
全球經濟環境的持續惡化,中國在2008年11月率先推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美國隨後推出了QE、QE2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及扭曲操作,歐元區自2011年起推出兩輪長期再融資操作,然而實體經濟的萎靡沒有得到有效的扭轉。步入2012年QE3作為每一次美聯儲議息會議媒體必然炒作的話題,卻只是一再的強化預期,終不見QE3。
有關於貨幣政策的爭論,當屬上世紀凱恩斯與弗裡德曼這兩位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然而自1946年凱恩斯逝世,弗裡德曼的抨擊直至其2006年逝世,經濟學界對這場辯論仍意見不一。凱恩斯從『大蕭條』得出自由市場已宣告失敗的結論,弗裡德曼則認為國家過度乾預違背市場規律。重回QE3的取捨,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短期的收益與長期的損失之間的博弈。凱恩斯早自有言:『在長期,我們都死了!』,無法否認貨幣寬松對經濟的短期刺激效果明顯,尤其是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其影響范圍更廣。但是由於前兩輪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於實體經濟收效甚微,美聯儲對於QE3不得不慎之又慎!
據美國統計局數據,圖列2008年4月至2011年10月美國新屋銷售價格的中位數及平均值。
房地產作為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源頭,在考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效上美國新屋的銷售價格指標或可略見一二。自2009年初以來進行兩輪貨幣寬松政策,大宗商品價格基本已回歸至2008年危機前水平,但美國新屋價格總體還是呈現下降趨勢,在就業率未見好轉的情況下可以單純理解為工資呈現略微下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或許在刺激新屋開工率及營建許可上有相對明顯的刺激作用,但作為消費支出的『乘數效應』卻未能在實際的政策刺激下發揮效用。或未能有效的創造就業,但即便有效創造就業,也是在勞動力過剩變相壓低工資為代價。就業與工資沒有實質性的改善,收入在與物價上漲的抵消中,並未使居民獲得多餘的可支配收入總量,消費者的需求總量就未能有效激活,而這恰恰是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所最希望激活的部分,也是整體的刺激計劃傳導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刺激機制中不能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環,『乘數效應』或就此而止。誠如達拉斯聯儲主席費捨爾所說:『問題在於傳輸機制,我們提供了汽油,油箱是滿的』。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於短期的經濟乾預有相對明顯的效果,但是隨著多次使用,刺激的力度越來越小,對市場流動性的充斥卻會造成長期難以挽回的損失。對經濟進行『反周期操作』,過度乾預人為制造經濟社會總需求,帶動經濟社會總供給,達成一種脆弱的供需平衡以維系企業維持就業率,卻喪失整體產業昇級淘汰的機遇。落後產業過剩產能因為短期過度乾預得到保護,企業由於流動性過剩形成低資金成本的高負債,卻為長期經濟發展埋下隱患。當供需平衡在喪失持續政策刺激下,逐漸形成大規模的供給過剩,而市場難以在短時間進行自我調節自我消化,這樣的打擊對於任何行業都是難以承受的。同時,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本身也不得不考慮其成本因素。貨幣寬松意味著政府財政赤字,增加政府債務負擔,引發財政危機,進而嚴重至引發國家信用危機。早在今年1月,美國國債規模累計就已達14萬億美元,遠超當年GDP60%的國際公認限制線。這也是限制美聯儲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運作空間的一個重要方面。付出巨大的代價卻愈發感覺敵人難以擊倒,無奈之下只有不斷強化市場對後期政策運作的預期,寄希望於預期所帶來的導向性,以調節市場信心。
就美聯儲對QE3的取捨,個人認為QE3勢在必行,卻必定收效甚微。或短期助推經濟,但必然深埋隱患。正是因為凱恩斯的那一句:『在長期,我們都死了』,任何一個經濟實體的經濟政策難免的需要為政治服務。美國今年11月總統大選,奧巴馬自2009年1月就任即遭遇堪比『大蕭條』的全球金融危機。QE3作為壓箱底的最後一劑猛藥,在大選啟動後的10月推出並配合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的可能性最大,從而形成對經濟的短期強刺激。至於長期那是奧巴馬總統連任以後纔需要再考慮的問題,當然或許也不需要再考慮!(中大期貨分析師任相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