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月1日,央視主持芮成鋼稱,姚明作爲NBA運動員每年收入四五千萬人民幣,而揚州市委書記謝正義年收入不足20萬,大家同樣辛苦、工作,最後反差如此大。姚明迴應稱,這種比較不太對,這是兩個體制,兩種分配方式的問題。
拿姚明的收入,與市委書記相比較,如此另類怪誕的對比,顯然不僅如姚明迴應的“不太對”,更應該說是“太不對”。一個是商業邏輯下的市場交易體制,一個是行政邏輯下的公共服務體制,一個是經濟邏輯下的明星體制,一個是公僕邏輯下的公僕體制,兩者所遵循的基本邏輯、背景均截然不同,怎麼可能同日而語?“方枘”與“圓鑿”,豈能輕言“同樣辛苦”?
誠然,官員領導確實也有“辛苦”,尤其當其兢兢業業履行公僕職責、爲人民服務時,更是如此。但是,一方面,這種“辛苦”與市場明星的“辛苦”,並非一種刻度、標準下的“同樣辛苦”,前者是努力踐行政治價值的辛苦,後者則是全力追求商業價值的辛苦。這種“辛苦”的具體評價、衡量方式,也完全並不“同樣”,後者可以用“金錢”、“收入”來評價衡量,前者則不太能甚至完全不可以如此,而主要只能是通過潛在無形的“政聲”、“民意”來評價衡量,所謂“政聲人去後,民意閒談時”。
官員也是人,也有滿足正常生活的經濟需求,公務員也是一份職業,理應有恰當的職業報酬,但是如果要爲這種正常和恰當的經濟需求、職業報酬,尋找比較對象、參照物,高收入的特殊“明星”顯然並非合適對象,而合適的對象恐怕只有這麼兩種:一是其所服務的廣大人民、普通勞動者;二是其他國家的同行。
無論是與上述哪種對象比較,20萬的市委書記年收入,都並不算微薄、更談不上寒酸。如去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揚州爲2470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揚州爲11220元)。20萬元分別當地城鄉居民收入的8倍和近20倍。再看國外同行,美國加州州長施瓦辛格應得年薪(實際未拿)爲17.4萬美元,美國總統奧巴馬年工資40萬美元,將之與2009年美國43460美元的年人均收入相比,不過分別是4倍和不到10倍。這意味着,我們的官員收入與美國同行之間,相對各自國內民衆,其實毫不遜色。除工資收入外,還有一些其他方式的收入,比如財政直接養老、三公消費等。
講待遇、談報酬時,竭力追求高標準,熱衷“與國際接軌”甚至“向華爾街看齊”,但比貢獻、論業績時,卻有意無意選擇低標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忽視淡忘人民公僕所肩負的特殊職責使命。這顯然並非極個別現象,而是一些官員常有的心態,甚至也是導致其走上貪腐之路的重要心理背景。如著名貪官郴州原紀委書記曾錦春,便曾傾訴過這樣的不平衡心理:“自己曾爲黨爲國辛苦數十年成績斐然,卻仍然收入一般”,而那些商人卻“陡然成爲家產千萬、逾億的富翁”。所以,即使一次性上百萬地收取商人賄賂,曾錦春也會“心安理得”。
現在,不僅官員自身,甚至這名央視主持也“心安理得”地爲官員領導收入不如姚明而抱屈,這種習焉不察脫口而出的主持心態,顯然難以讓人心安理得。
張貴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