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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衆多美國商業團體及各界人士紛紛提出警告或表示憂慮,美國國會參議院11日仍然投票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在美國經濟增長乏力,歐洲債務危機加劇的困難時刻,它顯然不是一隻預示希望的金絲雀。這是一個以“中國貨幣操縱”爲主要訴求目標的法案。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如果人民幣幣值“不公正地錯估”,須對中國輸美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
支持該法案的參議員們認爲,人民幣升值會增加美國就業機會,削減美國貿易赤字。然而,人民幣匯率最多是美國國內政治的一隻“替罪羊”,而不是解決美國失業問題的出路所在。美國商界人士普遍擔心,該法案會惡化中美關係,人民幣升值只會導致其他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美國製造業的發展和增加就業機會。即使法案最終成爲法律,來自中國市場的貨物與消費品成本上升,只會讓美國的企業與家庭的利益受到傷害。美國傳統基金會學者德里克·希瑟斯日前以“國會在中國問題上胡鬧”爲題撰文指出,近20年的數據顯示,人民幣幣值走低是與美國低失業率相聯繫的,而人民幣升值卻恰恰與美國高失業率相聯繫。
2005年以來,人民幣已升值25%,但美國的失業率卻一路攀升。 “中國貨幣操縱”法案在成爲法律之前,還需要經過衆議院投票和總統簽署兩個關口。衆議長、共和黨人博納日前已暗示,即使參議院通過該法案,他也可能不將該法案付諸衆議院表決。他指出,這一法案對於中美經濟關係是“危險的”,甚至可能觸發世界貿易戰。手握法案否決權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則擔心,參議院的做法恐怕不符合國際條約和義務,無法得到世界貿易組織的支持。因美國國內法律引發世界貿易戰的情形曾經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演。
1930年,時任總統胡佛簽署了大幅提高關稅的“斯姆特—霍利法案”,從而引發全球範圍的貿易戰,被視爲全球大蕭條的“扳機”。當時,美國關稅提高和非關稅壁壘的設置在世界範圍引發的貿易保護主義氾濫,導致世界貿易規模萎縮約30%。此番“中國匯率操縱”法案的發起人卻並不迴避“貿易戰”話題。法案的共同發起人、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和希羅德·布朗均聲稱,“我們處於貿易戰中。”布朗表示,“今天我們將展開反擊”,美國已結束過去十年來的“單方面裁軍方式”。其實,擁有數十名幕僚與助手的美國參議員不大可能忘記歷史。
這種把“貿易戰”當噱頭、近乎“民粹”的表達方式,以及損人不利己的政策主張,主要緣於2012年大選的政治需要。在美國兩黨輪流坐莊的政治體系中,國會立法者往往更多考慮選區利益和個人的選票,較少從全國範圍及國際層面考慮和平衡利弊。一般來說,參議員們因選區更大、任期更長,比衆議員們還要更多一些世界眼光。像1929年股市狂跌催生“斯姆特—霍利法案”一樣,當前美國國內失業嚴重、民怨上升的形勢,也需要兩黨議員們爲選民“出氣”。正如美國高頻經濟信息社首席經濟學家溫伯格所言,“對美國政客來說,沒有什麼方法比指責並制裁中國更簡單的了,反正中國人又不在美國大選中投票。”在“佔領華爾街”運動方興未艾之時,據說美國的競選專業人士已經爲有意角逐明年議員選舉的一些民主黨人士開出了勝選“祕笈”:一,不要爲華盛頓辯護,二,在創造就業上持強硬立場。如何在增加就業問題上顯得“強硬”,除了要支持基礎設施建設這種“需要花錢的事兒”,還要玩弄些諸如“中國貨幣操縱”法案的“不花錢的玩意兒”。(記者餘曉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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