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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刊用《中國新聞週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無論是柔性的拉嘉德還是強勢的費舍爾上臺,都必須面對IMF的改革難易序列問題,IMF已經不再是一個“陽性”的機構,傾聽和忍讓將是IMF的風格
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因性醜聞騰出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位子,然後,爭奪這個位子,就取代了“老人家的風流”,變成了更熱的新聞。 競爭者的競爭力比較法國財政部長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是最熱的候選人,賭博集團開出的賠率是1:6,勝的概率高達85%以上;緊隨其後的是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騰斯(Agustin Carstens),不過他勝出的概率與拉嘉德相比,相當低。另外,以色列央行行長費舍爾(Stanley Fischer)也將角逐這個位子,費舍爾是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論文指導老師,他擔任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IMF的第一副總裁。競爭人選的提名在6月10日結束,6月30日就必須確定總裁,結束由目前IMF第一副總裁利普斯基代理總裁的日子。
拉嘉德的過度熱門,曾經讓新興市場國家感到一絲不爽,金磚四國甚至發表聲明,大意是IMF總裁的位子不能永遠被歐洲人壟斷,歐洲人屁股已經坐熱了66年,該挪挪了。用周小川的話說,要看“德能勤績”,而不是國籍地域。
不過魅力非凡、花樣游泳隊員出身的拉嘉德最近似乎“擺平”了一些異議,她剛剛訪問了巴西,收到了“禮物”,巴西已經明確表示拉嘉德值得信賴,中國似乎對拉嘉德也不反對。拉嘉德在美國的Baker & McKenzie律師行幹了多年,被稱爲“歐洲的美國女性”,美國財長蓋特納更是明言支持。
出身於新興市場國家的卡斯騰斯資歷也不錯,拉嘉德是律師出身,而卡斯騰斯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他是匯率問題專家。他在墨西哥央行國際部任職的時候,參與了“布雷迪計劃”,這是一項關於墨西哥外債重組的計劃,穩定了拉美的經濟動盪局勢。但是,悖論就在於,出身於新興市場的代表並不一定是新興市場國家所認同的代表,金磚四國對卡斯騰斯就不置可否,IMF曾經出過有關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市場相互競爭的報告,墨西哥、印度和中國都處於高度重疊的“貿易競爭區”,它們並沒有強硬的紐帶或者價值觀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拳頭或者一個聲音,新興市場是一盤散沙,他們比發達國家更容易相互指責匯率競爭性貶值、勞動力成本的隱形補貼以及反傾銷等貿易壁壘。
那麼費舍爾呢?他是另外一個時代的見證者,他是IMF強勢時代的雕像。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當時他和IMF總裁康德蘇用極其強硬的藥方逼迫韓國、印尼“吞服”,否則就不給予緊急援助。例如面對資本外逃,受援國必須提高利率給予資本更高貼水的補償,但它的代價是更加惡化了受援國的經濟,斯蒂格利茨曾批評費舍爾“這是放血療法”,病人不是死於疾病,而是死於放血治療。
費舍爾曾要求韓國,必須以開放金融市場爲條件才能給予支持,所謂“主權換貸款”,以至於12月3日的IMF貸款援助日被韓國人視爲“國恥日”。相信很多亞洲國家只要有“記憶”就不會接受費舍爾。儘管從效果上看,費舍爾的做法並非一定就是錯誤,現在的韓國受惠於IMF對其的“挾持性改革”。但是,費舍爾代表的IMF強勢時代的確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IMF,用前總裁卡恩的話說“我們必須務實地承認,我們已經失落了”。 未來改革的難易序列IMF失落的原因,不是它在“華盛頓共識”下開藥方導致的“全球化及其不滿”,而是全球經濟增長極的重心轉移。尤其是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後,傳統發達經濟體美國、日本和歐盟都遭到重創,現在均被主權債務危機的陰影所籠罩,而金磚四國爲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2009年首次取代西方成爲全球經濟的最大引擎,估計未來全球增長中60%以上的部分都會來自於金磚四國。
這種強悍的經濟格局“變盤”反映在IMF身上,如卡恩所說,“IMF必須要改革,來適應新的世界變化”。自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阿根廷金融危機以後,新興市場國家一方面積累外儲,加強應對資本外逃的能力,一方面組建地域性的金融危機互助協議,比如中日韓等國都構建了亞洲貨幣互換體系。IMF處境很尷尬,原本它被認爲是全球經濟“最後的貸款人”,但實際上,新興市場大多數人都防着它。現在它的援助對象都是歐洲轉軌小國,例如烏克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希臘發生歐債危機時,IMF也參與了,但是誰都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歐洲央行。
當增長極重心改變後,IMF過去的內部權力分配格局也要動搖。卡恩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他將份額和投票權改革視爲IMF改革的重點,因爲“這是讓IMF煥發活力和吸引力的關鍵”。拉嘉德在訪問巴西的時候也承諾,將會繼續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話語權。在卡恩時代,IMF已經從發達國家手上拿出“6%”的份額轉移給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的份額從3.72%上升至6.39%(投票權則從3.65%升至6.07%),成爲IMF第三大股東。由於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第二,如果沒有重大挫折,中國在IMF的份額肯定會超過日本,匹配其經濟地位。份額調整是動態性的,5年將計算一次,可上可下。當然,新興市場國家也爲IMF募集新資金提供貢獻,世界金融危機消耗了IMF的資金實力,不得不進行債券融資,中國認購了500億美元的IMF債券。
可以說,卡恩最大的改革功勞簿是“份額改革”,將原本“G8主宰”的IMF“G20化”,但這並沒有完。因爲一旦權力重新分配後,很多老規則就會被修改。拉嘉德們顯然很清楚這一點,她表示“會有足夠的耐心來面對後續的完善”。在我們看來,如果按照先難後易,IMF的規則改革存在這麼一種序列:
美國“一票否決”機制是IMF規則改革中最難的,IMF規定最重大事項需要85%以上的投票同意,而美國佔16.74%,它相當於IMF常任理事國裏面唯一有否決權的,這要比聯合國裏面的地位厲害。卡恩騰挪出6%的份額給新興市場國家,主要是從歐洲“擠出來”的,實際上,他一直小心地維護着美國的否決權地位。
其次是關於投票權組成設計。現在成員國總票數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基本票,每個成員國都擁有250票,一律平等。另外就是加權票,根據份額而定。簡單說就是“合作社(平等票數)+股份制化(股份決定票數)”的合成,現在的問題是,250票的平等票一直不變,而隨着IMF募資的增加,加權票越來越多,每增加10萬特別提款權份額便增加一票。於是,這相當於股份化“吃掉了”合作社化,誰有錢誰話事,窮國基本就沒有任何聲音了。所以,IMF規則改革的重點,就是必須要增加平等票,或者讓平等票隨着時間增長也有一個增長率,從而反抗加權票的“吞噬”。拉嘉德們應當視之爲遠期目標。
再次是SDR(特別提款權)的廣泛性改革。SDR現在主要跟四種紙幣掛鉤,美元日元歐元和英鎊。隨着西方世界經濟地位的衰退,SDR不能跟着弱幣走,所以有呼聲要求改革SDR的貨幣籃子,比如加入貴金屬黃金、澳元加元以及人民幣。按照經濟實力而言,人民幣很順理成章地進入SDR籃子裏面,但由於中國的資本賬戶是管制的,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但是,如果SDR廣泛化之後,多極化的貨幣競爭會更猛烈地出現,無論美國還是歐洲都擔憂這個勢頭。
較爲容易的改革是IMF救援方式的改革,也就是放棄過去的共識或者文化。實際上,IMF在這方面已經走得很遠,甚至面目全非。比如按照IMF建立之初的目標第三條是:提高匯率的穩定性,維護成員國間有序的匯率安排,避免競爭性匯率貶值。但在卡恩時代,IMF已經表達“不反感必要的貶值和連環貶值”,因爲靈活的貨幣貶值會重新實現經濟均衡。IMF目標第四條是“努力消除外匯管制”,而IMF現在則宣佈,在一定條件下,資本和外匯管制是必要的、可取的,因爲這有助於減緩和防範金融危機。
爲什麼在救援方式和文化上改革較快?一是1997年金融危機產生的凱恩斯學派對“華盛頓共識”的強大火力批評,現在大量凱恩斯主義信徒已經主宰了IMF和世界銀行;二是美國次貸危機基本上是讓IMF袖手旁觀,美國是靠印鈔美元來“自我解決”了這場危機——美聯儲用貨幣支持了證券市場和低利率,同時美元貶值“賴掉”部分債務。所以這種“強勢幣”的自我拯救危機的方式跟IMF擅長的“干預小國”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但卻又樹立了一種參照,IMF也不好意思再提及它的“條件貸款援助”方案,相反,IMF在拯救東歐時推出的靈活信貸安排(FCL)及預防性信貸安排(PCL),幾乎是“有求必應”的遷就,跟1997年的氣象完全不同,甚至讓受援國有種“大爺”的感覺。
其實,無論是柔性的拉嘉德還是強勢的費舍爾上臺,都必須面對IMF的改革難易序列問題,IMF已經不再是一個“陽性”機構,傾聽和忍讓將是IMF的風格,從這個意義上說,拉嘉德倒是一個不錯的人選,女性氣質比荷爾蒙更適合“陰性”的機構。(唐學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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