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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分析的指標和調控中間目標是M2和新增人民幣貸款。在某些年份,新增人民幣貸款甚至比M2受到更多關注。然而由於近年來我國社會融資結構的變化,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準確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規模。
數據顯示,2002年我國人民幣貸款佔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超過90%,2010年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56%,根據央行此間公佈的最新數據,一季度人民幣貸款佔社會融資規模的比例已降至53%。
“隨着我國金融規模的擴張、金融機構發展日益多元、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銀行貸款的替代作用正不斷增強。”盛鬆成認爲,只有將更多融資渠道納入到統計範疇,才能完整、全面監測和分析整體社會融資狀況。用社會融資規模替代信貸指標作爲中間目標,符合我國融資結構的變化趨勢。 以社會融資規模作爲我國貨幣政策中間目標有何意義據盛鬆成介紹,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社會融資規模與主要經濟指標有着更爲緊密的相互關係,也將更有利於貨幣調控功效的發揮。
“根據我們近10年的觀察,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社會融資規模與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CPI的關係更緊密,相關性顯著優於新增人民幣貸款。”盛鬆成認爲,以社會融資規模作爲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有利於貨幣調控功效的更好發揮。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分析師鄂永健認爲,以社會融資規模爲中間目標實施貨幣政策,需要較爲市場化的利率形成機制和更爲優化的金融監管體制。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社會融資總量指標可能還僅僅是央行的參考指標。
此外盛鬆成認爲,社會融資規模作爲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有益探索和創新,它將進一步促進金融宏觀調控向市場化方向轉變,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
“在社會融資規模的構成中,貸款對利率敏感度相對較低,而金融創新產品對利率更爲敏感。從這個角度看,將社會融資規模作爲貨幣政策中間目標,還將有利於推動金融創新。” (記者王宇、王培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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