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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過後,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不會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他們或留家鄉,或另覓他處。這個看似只關乎個人選擇的決定,卻引發全國性用工緊缺。
與往年一樣,在被冠以全國最大農民工輸出地之名的安徽阜陽市,元宵節後的農民工大軍外出數量依然驚人,上海鐵路局阜陽站民工客流持續增長,自2月19日起,已連續3天發送人數突破9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高。不過,這卻依然難改廣東等農民工輸入大省企業招工難局面。
從『民工潮』到『民工荒』,民工用工話題一直以來都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因為過去30年的快速發展,不僅使中國上億人脫離貧困,也把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世界工廠這一稱呼本身便已透露出,中國擁有今天經濟實力的奧秘:由數億勞動力大軍凝聚在一起的強大生產力。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幾十年內,『人口紅利』一直伴隨左右,而隨著老齡化、出生率降低等不可逆轉因素的影響,『人口紅利』這塊蛋糕看似變得越來越小。
春節後的常規節目:『民工荒』
相當一部分企業主對於春節過後的『民工荒』早有心理准備,因為從2004年開始,『民工荒』便已成為春節後的一項常規節目,其中只有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影響的2009年除外。然而,眼下民工輸出地政府的『截留』、輸入地各家企業的『搶人』、農民工薪酬的大幅提昇情況卻仍讓他們措手不及。這也令各家企業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充裕的廉價勞動力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導致『民工荒』出現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計劃生育政策在將我國人口數量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同時,也使勞動力供給速度呈逐年放緩態勢。而我國人口發展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特點,將使勞動力供給全面向低增長過渡。
其次,農業向工業轉移勞動力數量也將下降。『三農』問題近年來受到國家的高度關注,而惠農政策更是鼓勵農民留在農村,又由於近年來隨著農副產品價格的上漲,務農收入也有較大幅度提高,這也進一步影響向外輸送農民工的數量,而這一群體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廉價勞動力構成的主力。
第三,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為中西部地區創造了許多工作機會,借助地緣優勢,許多在沿海工廠工作的中西部農民工逐漸『回流』。
最後,『80後』、『9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將生活的質量、未來的發展與工資的待遇放在同一位置,甚至更看重前兩者,因此呈現出與父輩們截然不同的選擇。
從『民工荒』到『用工荒』
『民工荒』並不能完全概括本輪勞動力供給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的情況,一些專家認為『用工荒』一詞纔更為確切。
國際金融危機後,國家更加注重產業結構轉型,過度依賴出口的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受到冷落,而受國外市場大幅萎縮的影響,利潤十分有限的加工企業也在謀求自身轉型。具有一定技術含量、自主創新型企業成為政府主導的方向以及企業轉型的目標。在此基礎上,簡單重復式的勞動遭到淘汰,具有一定技能、一定工作經驗的熟練工成為市場所需。
而隨著中西部經濟近兩年的崛起,對具有一定技能的熟練工需求量大增,熟練工變得更為緊俏。『用工荒』特別是具有一定職業技能的可用工荒,成為此輪『民工荒』的主要特點。
新生代農民工『自我意識』的增強,也使得『民工荒』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如今,更多從農村出來的勞動者更願意別人稱他們為藍領工人而不是農民工。他們也不願意繼續選擇沒有任何發展前景的重復性勞動。這也導致部分行業的結構性『用工荒』向全社會的普遍性『民工荒』蔓延。
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力供給與用工需求存在較大偏差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一些用工企業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僅僅通過提高工人工資的舉措,采用簡單的物質手段招攬工人,然而這些並不能完全滿足現代農民工的真正所需。
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
從去年以來,江蘇、浙江、廣東、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東等地陸續調整最低工資標准,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過20%。用工企業更是帶頭提高工資,加之今年出現的『民工荒』,企業工資的提高幅度已超過以往水平。
部分學者便因此判斷,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判斷劉易斯拐點到來的依據是我國『人口紅利』即將枯竭,學者們表示,正是由於勞動力供給不足,纔導致工資出現大幅上漲。因此工資大幅提高、企業招工難情況均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證據。
其實未必。因為盡管年輕人口的數量下降了,但是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因素有很多。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將有更多農民轉為城市市民;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農業所需勞動力將呈現大幅下降;延遲退休年齡也會增加勞動力供給。因此,劉易斯拐點已出現的觀點並不成立。
今年春運期間,農民工返城高峰並未減弱,依然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從鄉村返回到工廠和建築工地。『人口紅利』的盤子雖然在縮小但並未消失。只是由於用工結構、用工選擇的變化引起用工布局不合理,進而帶來暫時性用工短缺。
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將最終放棄『人口紅利』帶來的經濟增長,因此企業必須主動進行產業昇級,逐步放棄低端產業。
<作者>=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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