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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富豪的日子不太好過。
喜歡在媒體上說閑話的人給他們找了兩個老師:一個叫巴菲特,一個叫比爾·蓋茨。
在這兩位老師的高壓下--不,是在媒體上的幫閑們的高壓下--中國的富豪陷入了兩難境地:捐了,難,一難難在沒能遵循自己的日程,二難難在捐了也未必有人說好,因為那是(簡直是)"勸捐者"的功勞;不捐,也難,一難難在已被釘到"怕捐"的恥辱柱上,二難難在沒能順水昭示中國富豪的氣節。
突然想到,比爾·蓋茨在裸捐之前,如果竟在美國也遇到了類似挑戰,他會怎麼做?說來也巧,中國大陸被稱作"全球捐股第一人"的牛根生,是比美國的比爾·蓋茨還早三年餘宣布進行裸捐的人;而2008年3月牛根生恰巧就去過一趟哈佛,那時候蓋茨還沒宣布裸捐呢(他宣布裸捐是當年6月份的事了);恰好又巧的是,據美國媒體的報道,牛根生哈佛之行的核心話題就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慈善全球化",他還特別"規勸"跨國企業要做慈善先鋒--不知牛根生當初是否邀請過比爾·蓋茨到場,但據我們用超然的局外眼光來看,即使牛根生邀請了,比爾·蓋茨也未必肯買這個面子;接下來的事是,即使比爾·蓋茨不買這個面子,也不會有美國人給他定"怕被勸捐"之罪。
但在中國,情勢就大不一樣了。如果比爾·蓋茨邀請了誰,誰居然不去,那麼,他不僅是不肯給蓋茨面子,而且是不肯給慈善事業面子:怕被勸捐!--我們中國的這小一部分喜歡發表意見的輿論家們真是太不可思議了,他不僅看不到我們中國早有的慈善先例,而且也看不到我們中國企業家應有的"自定時間表"的捐贈自主權!
若論慈善界的老師,比爾·蓋茨與巴菲特固然可以做中國一部分企業家的老師,但如果僅僅以行動先後為依據判斷"誰是老師"的話,我們中國企業家中不是照樣也可以找出比爾·蓋茨與巴菲特的老師嗎?何必一味長人家的威風而不停滅自家的志氣呢?
牛根生發明了"祼捐"股份。之後,捐股之風、裸捐精神在中國在美國都出現了,而且方興未艾。現在,國人都在學蓋茨,那麼,蓋茨又是向誰學的呢?蓋茨的裸捐有沒有可能正是向牛根生學習的結果呢?這還真是個懸疑。牛根生裸捐,舉世矚目;哈佛之行,沸沸揚揚……所以,在蓋茨裸捐前,或許他腦海裡閃現過很多影子--包括牛根生的影子。
裸捐精神值得倡導,但裸捐股份後,問題並沒有完:股份代表控制權,企業的控制權最終交給誰?牛根生最終把企業的控制權交給了國家,因為蒙牛身在香港股市,那裡面潛伏著太多的國際大鱷。一些"事後諸葛亮"多次埋怨:蒙牛當初上市時為什麼捨內地而赴香港,怎麼不讓國人發財,卻讓洋人分錢?其實,我們捂著眼睛也可以想見:當年內地上市多麼難!即使牛根生對上海股市情有獨鍾、望眼欲穿,可是上海股市的規則還是會拒他於門外。香港上市,那屬曲線運動。
所以,中國企業大發展,不僅要有良好的輿論環境,而且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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