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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工作的網站編輯王文蕾今年28歲。親友們催問是否打算生孩子,她馬上表決心,『要!我們雙獨夫妻,可以要兩個!』對方松一口氣,笑問什麼時候要,答案馬上含糊起來,『一兩年吧』或『三年內吧』。但這些話從未兌現,一說起生孩子,王文蕾總是先算賬:房子不夠住、保姆太貴、幼兒園更貴……
這不是王文蕾一個人的顧慮。一個備受爭議的觀點是,年輕人已是『房奴』加『車奴』,如果生了孩子,背上沈重的經濟負擔,就成了『孩奴』,『一輩子活在奴隸社會』。更有人在網上發帖高調宣稱,自己是『窮二代』,不想再生出一個『窮三代』,引來三十多萬次閱讀,四千多人回復,其中不乏贊成之聲。
在30年前的『年輕人』眼中,現如今年輕人的這套論調很可笑:月薪數千元,卻嫌窮而不生孩子,犧牲天倫之樂?對王文蕾的父輩來說,再困難的時代也過來了,生個孩子的成本就是多雙筷子。甚至在10年前,更保守的社會價值觀念中,『丁克夫妻』也被視為個人選擇,不會引發如此激烈的討論。
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在生兒育女之前,竟考慮起成本來。但『沒錢』並不是他們惟一討論的問題。
『窮二代』不想生出『窮三代』
懸梁刺股、孔融讓梨、曹衝稱象。這些王文蕾一代『80後』童年時耳熟能詳的小小偶像,如果放在這個時代,馬上會被貼上新標簽:窮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人們對財富和地位的『世襲』現象如此敏感,以至於影響了對未來的想象——『窮二代』是否應該生出『窮三代』。
7月30日,自命名為『來世不嫁窮男』的網友又在天涯上發帖:『已經生了『窮三代』的『窮二代』,你們對得起你們的孩子嗎?』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發此類帖子了,此前的一番言論更是引發議論無數。據說,她和丈夫是『因愛情而結合』的大學同學,丈夫月薪2500元且工作不穩定,還要做近20年的『房奴』,因此她認為,生孩子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與其讓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輸在起跑線上,我倒寧願不讓他來到這個世上。我們已經是「窮二代」了,孩子成為「窮三代」的可能性絕對在95%以上。』
那篇以『我不想給月薪2500的窮老公生孩子,我錯了嗎?』為題的帖子,對中國傳統價值觀和生育觀近乎挑釁。然而,在謾罵、嘲諷和憤怒的情緒中,竟不乏支持之聲。甚至直到發帖兩個多月後,還幾乎每天都有人回帖。
7月31日,有人頗為認真地贊成道:『沒有充足的能力給孩子提供所需的物質時,別生……(孩子)不是喝西北風就能長大的。』
7月28日還有人跟帖說:我是男的,現在沒房沒車沒存款,我很多同學都是這樣,所以一直單身,與其現在結婚以後操心,不如有錢了再找。
還有帖子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生存。懷孕生子意味著我要失去現在的工作,老公的收入也僅夠還房貸,我總不能喝著西北風去懷孕生子吧?孩子生下來,我更是沒有精力去帶孩子,現在不加班加點的工作已經很少了。』
『窮二代的處境,可以通過蟻族之類的生存狀態了解一二。』署名『石兆』的評論者表示,『窮二代』的生活是件可以過下去、但活得相當痛苦的事兒。工資收入一直也跑不贏飛漲的物價;他們與父母兩代人都被房地產綁架了,不僅付出全部積蓄,還要背上多年的債務纔能有屬於自己的棲身之所;未來並不確定,每個月的收入要精打細算纔能支付,一旦沒有了目前的工作,連緩衝的積蓄都可能沒有。
『了解這種生存狀態之後,也就不會責怪為什麼有些極端的窮二代不想要孩子了。』他說,『這是一個是否具有希望的問題。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窮二代,生下孩子就會是窮三代,自己努力工作卻一生匱乏,甚至孩子也不能擺脫這種命運,固然是有點悲觀,但誰又能說這不是一部分的社會現實呢?』
有多少錢敢生孩子
王文蕾不是不想生孩子。她和丈夫早就商量好,以後生孩子小名叫『豆豆』。看見姨媽的孫子因為嬌寵而變得暴躁,他們決定,『以後不讓老人寵溺豆豆』;經過海淀區那兩所知名的高校,兩人也決定『以後讓豆豆學工科』。有人問小夫妻為什麼來北京,他們不無豪情地說:一個貴族需要三代的培養,我們要把豆豆的兒子培養成貴族。
『貴族』要面臨的困境是:一、目前他們位於北京五環外的一套一居室還在還貸,周邊的二手房以百萬元起價,哪來錢添置房產,讓孩子、夫妻、保姆同住?二、假使大家能『蝸居』,若常去動輒離家十餘公裡的醫院檢查,不買車實在不便,車錢從何來?三、即使交通、住宿都能湊合,以目前二人不足萬元的家庭收入,承擔孩子的奶粉、尿布、早教、托幼、上學……『要麼錢受罪,要麼孩子受罪』。
每當王文蕾在電話裡向家鄉的父母說起因『經濟困難』而耽擱育兒計劃,往往很難被理解。但當父母們來大城市住一段時間後,怨言少些了。
這個龐大的城市擁有現代化的種種魅力,敞亮、壯觀之美取代了曾經悠閑、家常的市井氣息,市民們在高昂房價的帶領下,越來越多地遷往城市邊緣。不斷上昇的居住、交通和生活成本,讓數千元的月薪在這種環境裡頓顯微薄。
王文蕾曾設想,把孩子留在房價、交通等生活成本較低的二線城市老家,讓父母照看。可丈夫聽了直搖頭:『一年見不上幾次,那生孩子的樂趣和意義是什麼?我們大老遠到北京來,終於有了北京戶口了,為什麼孩子不能享受大城市的資源?』
在理想狀態下,越來越多像王文蕾這樣受過高等教育,進入大城市奮斗的年輕人本應成為准中產階級人士,構建家庭生兒育女,構建穩定的『棗核形社會結構』。而現在,這些中等收入者的實際消費能力在下降,不僅『棗核』遙遙無期,拖得久了,夫妻倆心中『豆豆』的幻像都變得模糊了。
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在今年4月進行『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生育意願調查』發現,盡管絕大多數年輕人有生育計劃,但經濟基礎和住房也是他們非常看重的生育前提。小兩口月均收入達到多少纔敢生育子女?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8078元;武漢、哈爾濱、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會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5169元;縣城地區則是4454元。
『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現實因素的制約。未生育受訪者的計劃生育年齡,明顯晚於預期中最佳生育年齡,為27.4歲,大概晚了2.1年。』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分析師姜健健表示,這種情況在城市比較明顯。
資源少而傾斜
盡管人們明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三六九等,世襲與繼承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和父輩們不同,如今的年輕人一出生就經歷著一個空前的財富分配過程,眼見著這個過程的盡頭是進一步固化的財富格局和社會結構,『下層人』開始擔心,向上流動的渠道在縮窄。
教育作為一種相對公平的向上流動,能夠改變一代人命運的的路徑,變得格外擁擠。
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曾發表調研稱,家庭在0到16歲孩子身上花費的平均成本將達25萬元左右,到30歲則需要49萬元。其中最可觀的一部分是對教育的支出。不過,在王文蕾觀察看來,教育投入還要更多。
孩子還沒出生,葉酸(據說防畸)和防輻射服就必不可少。小王的同學許雪懷孕兩個多月,穿的是連身防輻射服,1000多元。為了孩子智力發展,准母親還流行吃DHA,每天一粒,一粒6元,整個孕期280天,花費不小。小王去探視幾個生孩子的閨蜜後總結出,『看望產婦,就送錢,因為那是他們最需要的。』
『進個幼兒園是必須的吧?可這很難。』王文蕾身邊的年輕家長們說,公立幼兒園擠破頭,私立園每月收費數千,抵得上她一個月工資,甚至市郊的經濟適用房區,今年學前班還漲價了70%。而孩子上小學、中學的家長們,常常討論的是送孩子去哪個補習班。一位小學生的家長說,『每個暑假至少消費1萬元。』
『雖然有些投入並不必要,但盡可能投入教育成本幾乎是每個家長的選擇。』徐安琪告訴記者,家長在孩子身上往往寄予希望,又因社會競爭激烈而感到焦慮,高額的教育投入是家長不敢忽視的。
而且,進入教育鏈條的前端就已顯得如此不易。
王文蕾的表姐邱靜在省會城市生活,家庭年收入超過30萬元,卻告誡小王『養兒不菲』:為了留住一個負責的保姆,也為了讓孩子不因頻繁更換保姆而無所適從,她和育兒保姆簽了一個十年用工協議,同時承諾,現在每個月3300元,以後每年工資按10%的比例遞增,此外還給購買一份每年4000多元的商業保險。
這些錢是為了撫平雙方的信任危機:曾有不負責的保姆,趁父母不在用體罰等方式訓誡孩子,讓沒有表達能力的孩子看見保姆就恐懼,『乖乖聽話』;而對保姆來說,混亂的市場,『用完一、兩年就毫無保障』的用工模式,也的確『很難不跳槽』。
邱靜沒敢告訴父母這筆花銷,『他們不會理解,為了給孩子一個安全、不焦慮的環境,我願付出』。
邱靜出生於1974年,她出生時母親只能休56天產假就得去工作,但當時滿足『安全、不嬌寵、不焦慮』環境的成本極低——邱靜就是被放在單位附屬的托兒所,由單位職工的親屬當保育員看管長大的。
現在,當年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以單位、集體辦幼兒園、托兒所的做法幾乎不再,企業的後勤服務社會化改革將它們推向社會。在壓縮編制的大背景下,育兒機構還成了各地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編制被大量壓縮,它們一旦從原有單位中被剝離出來,紛紛被關、停、並、轉。
邱靜為女兒所付出的高昂成本,正是為了解決這個上一輩人從未面對過的社會難題。
由於中國學前教育責任不明確,經費得不到保障,幼教經費約佔整個教育經費支出的1.3%,而巴西是5.1%,泰國是16.4%,發達國家則一般達到3%以上。2009年兩會期間,全國婦聯也曾提出關於強化托幼事業公共服務職能的建議。
然而,比起資源不足,更讓很多家長郁悶的是,資源的分配仍不均衡。京城一家媒體前不久探訪了北京市的公立幼兒園,發現能享有這些場地寬裕、硬件齊全的教育資源的,多是『批條子』進入的官員子女。
『在西方,學前教育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後代的一個重要環節。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的傾斜,讓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那些權貴和富商,可以選擇讓孩子去上貴族學校,不會過多佔用公共資源。』著名幼教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燕對此表示,在中國,恰好相反。有權的,能讓孩子進最好的公辦園;有錢的,能進最好的貴族民辦園;沒權沒錢的,則上廉價園,或黑幼兒園。
2009年,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者孫立平曾表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有時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種絕望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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