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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希臘、葡萄牙等國為代表的主權債務危機對全球資本市場走勢產生了顯著影響,盡管西班牙主權信用評級被調降之類的負面消息仍不斷出現,歐洲危機進一步擴散的概率極低。
在經歷次貸危機和迪拜危機之後,歐美金融機構去杠杆化程度已經比較高,風險放大效應有限,危機的損失相對可控。同時,此次發生危機的國家,並非德國或法國這樣的歐元區核心國家,PIIGS的經濟總量不大,伴隨救助政策的及時出臺,預計此次的主權債務危機能夠得到有效控制,中短期內不會對歐元區以外的重要經濟體如美國、日本和中國等帶來更大的影響。
表面上看,此次歐債危機是部分歐洲國家應對次貸危機而導致政府過度杠杆化的表現,從更深層次講,則是由於歐洲國家競爭力的不斷衰退。歐洲產業空心化和生產率低下的問題由來已久,積重難返,因此,次貸危機爆發之後,一些歐洲國家政府只得采取『拆東牆補西牆』的舉債方式來刺激經濟走出衰退,制造了復蘇的幻象。但是,各國政府應對此次歐債危機的舉措,往往是『抱薪救火』,雖解了燃眉之急,卻把更嚴重的問題留給未來。
歐洲國家競爭力的衰退,主要體現在:長期推行高福利政策,導致激勵機制和創新意識匱乏;產業昇級緩慢,產業結構高不成、低不就,無法適應全球化競爭的要求;經濟制度越來越僵化,政府受制於短期選票最大化目標,難以推行深層次改革,即使推行局部的改革舉措,往往也舉步維艱,半途而廢;次貸危機導致財政負擔進一步上昇,不堪重負,也進一步壓縮了政府調控政策的回旋空間和經濟自我調節能力。
在發生危機的歐洲國家,財政緊縮與經濟收縮將會形成惡性循環,財政緊縮引發了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擔懮,使資本外流加速,而資本外流又會打擊復蘇,增速下降乃至衰退反過來又進一步削弱國家的償債能力。長期而言,歐元區國家的財政狀況無疑將承受很大的壓力,如果經濟復蘇不如預期,則償債壓力更大。如果歐元區國家不能實施大的變革,改變其競爭力弱化的深層次因素,則歐元區未來的宏觀政策空間進一步受限,投資者可能更加看淡歐元區的長期經濟增長前景,歐元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也將繼續被削弱。
同時我們也關注到,歐元區遇到的根本性問題,在美國也同樣存在,也就是說,美國經濟也同樣要在後危機時代尋找治本之策。當然,相比之下,美國經濟的自我調節能力和應變能力都要比歐洲更強,主要體現在:稅收比重較低,從而償債能力更強;人口老齡化速度較歐洲慢;社會福利支出比重相對較小;次貸危機之後的經濟復蘇更早、復蘇的趨勢更強;奧巴馬政府在尋求新技術新能源的增長機會方面也比歐洲國家政府更為積極;等等。但是,美國經濟也有其自身的嚴重問題,首當其衝的是高達13萬億美元的國家債務,已經成為美國安全和其世界領導地位面臨的主要威脅。
因此,在經歷此次主權債務危機之後,可以預見到將來歐洲與美國都會更多地關注治本之策。姑且不論歐美在後危機時代的各項舉措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從而使他們成功避免未來爆發更大規模的主權債務危機或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單單從後危機時代可能出臺的舉措本身,對於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都會發生深遠影響。
短期來看中國刺激政策的退出將會延後,但政府會更加關注中央和地方財政風險,尤其是房地產、土地財政與地方債務這一鏈條所蘊含的風險;中期影響是出口形勢和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在外需不振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審慎考慮,通過匯率政策的適時調整,促進產業結構昇級,提昇出口競爭力,在與其他經濟體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中佔據優勢;長期影響則是歐美相關舉措很可能導致外需下降成為長期趨勢,國際市場波動風險更強,貿易摩擦增多,出口難度加大,擴大內需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繼續上昇。
當然,中長期而言,還需要關注未來爆發新的全球性系統風險的可能性。假如歐美治本之策不成功的話,我們可能會面臨更加動蕩的國際經濟環境,可能迎來波動性更強、破壞力更大的經濟危機,以及復蘇與景氣持續時間更短的『新型』全球經濟周期。從這一邏輯出發,擴大內需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長期戰略方針,一定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相應地,落腳到資本市場,應當繼續重點關注以下政策方向及其影響:擴大居民消費、發展新興產業、提昇服務業比重、以及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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