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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財政部一份征求意見稿,明確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280萬元人民幣,且該薪酬為稅前收入,要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北京青年報》2月9日)。另據報道,專家日前透露,有關部門正醞釀個稅領域深層次改革,原計劃將個稅起征點調為2500元標准因最近經濟形勢的變化,可能要調至3000元-3500元(《南方都市報》2月9日)。
這兩則新聞放在一起看,無論金融國企高管年薪『280萬元封頂』,還是個人所得稅調整到『3500元起征』,都涉及了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經濟課題,相關政策出臺其結果必將是造成利益結構變動。『280萬元封頂』與『3500元起征』,顯示出當前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苦樂不均。
近兩年,金融國企高管因薪酬問題一直站在風口浪尖,原因就是他們拿的年薪高得令人咋舌,動輒爆出的是上百萬、幾百萬、上千萬的大數字。極有可能,一位金融高管的年薪,普通人工作一輩子也賺不到這麼多錢。這種貧富差距懸殊過大,社會階層之間苦樂不均,自然會引發民眾不滿。
當然,不滿並非單獨針對高薪。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國企尤其是金融國企,往往佔據著國民經濟的壟斷地位,它們幾乎不需要花費太多氣力,就能瓜分經濟發展蛋糕的最大份額,從而也使其高管的高薪,不具備最充足的理由。再具體到金融國企,它們作為一種特殊企業,甚至是靠政府信用兜底,其股改核銷壞賬也是財政埋單,說白了就是納稅人埋單,過高的薪酬更嫌理不直、氣不壯。
與此同時,普通民眾的就業尚成問題,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刺激下,就業問題更是格外嚴峻。在這種非常時期,諸如平安老總天價年薪、國泰君安人均年薪超百萬等事件的曝光,更是猶如火上澆油一般,點燃了全社會的不滿情緒。處於危機時期,尚在爭取個稅起征點上調的普通民眾,比起那些坐收高薪的金融國企高管,實在苦得太多了。
雖然即便實現了『280萬元封頂』和『3500元起征點』,對於金融國企高管的富足生活影響有限,對於部分民眾的艱難處境也幫助不大。但隨著政策調整,一點一滴地壓縮貧富差距卻是顯而易見的。
就長期來看,需要建立更為穩定和完善的薪酬體系,從源頭上遏制國企高管濫拿錢,同時在分配機制上更多地向普通民眾傾斜,逐步縮小全社會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減少人為因素所導致的苦樂不均,增加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口比例。只有這樣,纔能讓社會結構更加穩定,經濟更加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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