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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葛華勇,日前就該組織通過《對成員國政策的雙邊監督決定》答記者問時表示,由於擁有大量投票權的少數發達國家和基金組織管理層的推動,新決定還是獲得了通過,他對此感到遺憾。
與1977年《匯率政策監督決定》相比,葛華勇說,新決定更加突出對成員國匯率政策的監督,針對匯率水平變動因素的指標更加具體。如新決定中引入了『匯率根本性失衡』的概念和『大規模、長期的經常賬戶赤字或盈餘』等指標,都是為此服務的。
葛華勇表示,過去三十年來,世界經濟發生的最重要變化是經濟全球化、產業分工調整以及科技進步等,基金組織的監督應立足於這些基礎性變化,以新的思維方式討論匯率在經濟中的作用,並且把對匯率的監督置於這一整體框架之下;其次,基金組織的監督應把握好外部穩定與內部穩定的關系,任何國家制定和實施經濟、金融和貨幣等政策時,都要首先考慮內部穩定,並以此促進外部穩定,以犧牲內部穩定為代價而實現外部穩定是不可持久的,實現『系統性穩定』的最有效和可行的方式應當是促進與內部穩定相一致的外部穩定;再次,新決定引入的概念和指標應清晰准確,否則會引起許多爭議,也容易被誤用,這方面的情況還遠不能令人滿意。
他認為,這不是一個理想的決定,實施中可能會帶來以下問題:一方面,由於對一些重要問題和基本概念存在認識上的不一致,可能導致對政策的評估和政策建議的認同出現較大差異,特別是如果使用不嚴謹、非公認的概念和方法,基金組織的信譽和監督作用將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新決定下實施的監督會使多數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承受更多壓力,而對發達國家的影響不大,監督的公平性未能體現。如果從世界經濟格局仔細審視,就會發現對全球『系統性穩定』有關鍵影響的,主要是發行國際儲備貨幣的國家。新決定中沒有體現各國事實上對『系統性穩定』影響力的差別,使基金組織可能在實踐中對監督有系統性影響的、發行國際儲備貨幣國家重視不夠。
葛華勇稱,中國願意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與基金組織開展合作,按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三項原則繼續推進中國的匯率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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