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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學院昨日宣布,因對『宏觀經濟政策中的跨期權衡』進行的深入研究,將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們對於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系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貢獻。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諾貝爾獎官方網站中表示,費爾普斯的工作『加深了我們對經濟政策長期、短期影響之間關系的理解』,他的貢獻對『經濟學研究和經濟政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費爾普斯現年73歲,他曾經執教於耶魯大學和賓西法尼亞大學,1971年起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還於1981年加入美國科學院,2000年起擔任美國經濟學協會副會長,美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紐約科學院院士、布魯金斯經濟事務委員會資深顧問、美聯儲學術會議專家、美國財政部和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顧問、《美國經濟評論》編委等。
費爾普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宏觀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就業、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儲蓄、公債、稅收、代際公平、價格、工資、微觀主體行為、資本形成、財政和貨幣政策。他對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增長理論。費爾普斯對經濟增長的動態最優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法則』,從而正式確立了經濟增長理論。
他也是繼蒙代爾(1999年)、斯蒂格裡茨(2001年)之後,又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此前,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共授予了37位美國經濟學家。
費爾普斯:『獻身經濟學的一生』
費爾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於伊利諾斯州伊凡斯頓,當時美國正處於大蕭條期間,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直到1939年他的父親纔在紐約找到了新工作,其全家搬到了哈德森河上游的一個寧靜郊區,費爾普斯也進入了那裡的公立中學。1951年畢業後,費爾普斯進入安默斯特學院讀大學,1955年畢業並獲文學學士學位。在大學第一年裡,他迷戀上了柏拉圖、休謨等人,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在學經濟出身的父親和學家政管理出身的母親的影響下,他第二年開始接觸經濟學課程。
在大學的經濟學學習中,費爾普斯逐漸顯露出了與眾不同的纔智。作為剛剛開始入門的初學者,他敏銳地感受到了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二者之間的鴻溝,並對二者如何相互溝通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一興趣是促使他繼續深造攻讀經濟學的一個直接動力。由於當時的耶魯大學在經濟學研究領域日益崛起,而且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獎學金,於是費爾普斯選擇了耶魯大學攻讀研究生。
成名耶魯
在耶魯大學,費爾普斯與耶魯名氣最大的兩個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JamesTobin)和托馬斯·斯凱林(Thomas Schelling)保持了密切接觸和交往。二人的傑出智慧和不倦教誨,使費爾普斯受益頗多。在研究生學習期間,一些中歐經濟學家也對費爾普斯產生了影響,費爾普斯從他們身上接受了重視預期的『歐洲傳統』(在他看來,這一傳統始於馬歇爾),特別是他們強調了主體預期對於通貨膨脹、以及更一般的價格和工資的作用。費爾普斯認為,在他們的思想中已體現了自然失業率的直覺觀念。他意識到,這裡潛伏著轉變宏觀經濟學方向的因素。可以說,這是費爾普斯日後研究工作的一個萌芽。
在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的文學和哲學博士學位之後,費爾普斯1959年6月來到洛杉磯,在蘭德公司開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費爾普斯不久就感覺到,對於象他這樣准備獻身於學術研究的人來說,那裡的環境並不適合他。恰在此時,耶魯大學的考勒斯基金會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學術職位,在那裡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思考和研究,同時承擔耶魯大學少量的教學任務。於是他在1960年重返耶魯。
在考勒斯基金的5年半時間,是費爾普斯學術生涯發展一個獨特而重要的階段,使他一舉成名的關於國民儲蓄的『黃金准則』的論文,就是在這段時間早期完成的。這篇著名論文被視為對羅伯特·索洛開創的增長路徑研究的一個重要進展。索洛l956年曾提出平衡增長理論,費爾普斯則利用這一理論,進一步探討了勞動和資本的關系,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分割律,對後世影響極大。在隨後幾年中,他又對經濟增長的黃金准則作了進一步闡述。
在短短幾年時間裡,費爾普斯已經成為了一個具有國際聲望的經濟學家。但出於對其職位安排的不滿以及其他一些個人原因,費爾普斯1966年離開耶魯大學,來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翻開他學術生涯新的一頁。
第二個春天
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之後,在整個1960年代後期,費爾普斯是試圖在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間架起溝通橋梁的一批年輕經濟學家的先鋒之一。他最廣為人知的學術貢獻,是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批評和發展。在此期間的研究工作中,費爾普斯還與他的同事們進行了許多相關領域的探索。
根據費爾普斯的回憶,在那段屬於職業生涯開始起步的幾年中,他就象一個不斷溢出思想的容器。他當時自己也不知道這種狀態能否保持下去以及保持多久。後來的事實表明,伴隨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個人生活的不斷乾擾,他的學術生涯也隨之步入了一個低谷。他感到一邊在紐約定居,一邊任教於賓夕瓦尼亞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於是開始試圖在紐約尋覓一份合適的職位。在這個過程中,他迎來了事業上的第二個春天。
1971年秋天,費爾普斯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在那裡一呆就是8年,這也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變更工作。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維維安娜·蒙特多,兩人1974年舉行了婚禮。在個人生活重新安定下來之後,費爾普斯又開始進入了一個學術多產的時期。這一時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對經濟公平問題和勞動市場結構剛性等領域的研究上面。費爾普斯在哥倫比亞大學還與吉勒莫·卡爾沃(Guillermo Calvo)和約翰·泰勒(John Taylor)一道,開始試圖在理性預期和非一致性工資制定基礎上,對凱恩斯范式進行重建。費爾普斯後來回憶到,當時他與泰勒和卡爾沃的互相影響,對他們每個人都受益非淺,這種狀態持續了10年,直到後來二人相繼離開。在這段時期裡,費爾普斯關於反通貨膨脹的一些研究也需要一提,這成為他日後研究方向的一條線索。
『獻身經濟學的一生』
19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早期,費爾普斯大部分的時間是在歐洲作訪問和研究中度過的。隨著人際接觸面的擴大和對歐洲經濟的親身體驗,他的研究興趣和重點也發生了階段性轉移。1985-1986年,費爾普斯受邀來到了意大利,先是在羅馬,最後去了佛羅倫薩,中間還在巴黎呆過一段時間。在羅馬,費爾普斯主要關注了自己以前所不熟悉的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1990年,費爾普斯把多年積累的對於宏觀經濟學研究現狀和進展的理解整理成冊,出版了《宏觀經濟思想七流派》一書,這也被視為他學術研究階段性成果的一個總結。
1993年9月,費爾普斯回到了紐約。回國後,費爾普斯繼續保持著對東歐問題的研究興趣。同時,他對自己思考很久的一個問題開始著手研究。這一主題涉及對低收入工人的補貼計劃,其目的是提高貧困人口的工資率和就業率。他對失業微觀基礎問題的長期研究,對其在失業的背景下提出這個計劃起到了很大幫助。
1995年,費爾普斯以『獻身經濟學的一生』為標題撰寫了自傳。在這本自傳中,他為自己列出了未來20年的研究計劃:首先,對東歐轉型問題的研究將深入下去;其次,他將更關注本國的貧困人口;最後,失業決定問題仍將是他的一大研究主題。同時他還提到了幾個可能選擇的研究方向,如股票市場或政治領域。正如費爾普斯自己所說,他對這些以及其他不可預見的研究課題充滿期望。
2001年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名單
2001年,美國經濟學家喬治·阿克爾洛夫、邁克爾·斯彭斯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們在『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領域貢獻突出。
2002年,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和弗農·史密斯。卡尼曼成功地把心理學分析法與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史密斯則開創了一系列實驗法,為通過實驗室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准。
2003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恩格爾和英國經濟學家克萊夫·格蘭傑。他們分別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數列,從而給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2004年,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這兩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即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和商業周期的影響因素。
2005年,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的羅伯特·奧曼和美國人托馬斯·謝林。這兩位經濟學家通過博弈理論分析增加了世人對合作與衝突的理解。他們的理論目前被廣泛應用在解釋社會中不同性質的衝突、貿易糾紛、價格之爭以及尋求長期合作的模式等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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